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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伏于地，大声谢恩。要知道建国以来，尚没有任何一人被封到公爵，就是候爵也不过潦潦数人，今日得此封号实是本朝前所未有的荣誉，自己十几年来一心只为辅佐英主，开创千秋功业，实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今日得封文德公，王闿运到不是为了升官而兴奋，实是为了自己十几年的苦心到底没有白费而感动，一时间伏于地上说不出话来。
王财正想好言劝慰几句，却听站在一旁的嵇云发出一声冷笑，心知他看不起儒生抱着皇家大腿的作派，也不以为异，只是走下来轻轻抚起王闿运，拍拍他们肩头以示鼓励后，便不再说话。王、嵇二人眼见皇上脸有倦容，当下告退离去。
很快，这场御前辩论便传了开去，尽管皇上并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儒生们都认为皇上公然在朝堂之上由着墨家邪说胡乱指责儒学圣教，即使没有表明立场，但偏向之意已是毫无可疑了，因此全地都有儒生学者到官府闹事，嵇云在南康府开设的墨家学馆也一再遭到儒生地冲击，王财原想着双方之么闹将下去也并非什么坏事，理不辩不明嘛，可没过多久，居然有一些其他学派也参与进来，或指责墨学，或攻击儒教，甚至连洋务派学者也跳出来借机宣传西化，顿时大江南北吵了个不可开交，总算这些闹事的儒生还晓得“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道理，双方吵来吵去也仅限于文章上的你来我往，或按章据典，或旁征博引，到后来代表各自学派的朝廷官员也撰文参与到其中，其时正是帝国推进改革，学习西方的变革时期，社会上地各种思潮原本就是风起云涌，王财于此时处心积虑的挑起儒墨之争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一些官员担心学派之间争论持续下去，轻者造成文化分裂，重者引起社会动荡，千百年来中国都是一个脑子做主，到了今天突然之间多出这许多脑子来，到底是利是弊，着实在难料。王财虽然也有这般担心，但是他却不愿意以国家力量来中止这场争论，更何况现在各学派之间的争论已经慢慢的有些规律可循，是不是真的有了百家争鸣的规模他不知道，不过随着辩论的深入，各方从刚始的恶言相向到现在的渐趋理性，所辩的内容也越来越深入，这都说明国人长期以来被冰封住地思想已经渐渐突破前人地条条框框，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很多长期以来被认为理所当然地前人语录现在也被人翻出来详加推究，竟也得出了新的心得，这些都是王财所乐意见到的，因此尽管知道这是把双刃剑，王财最终还是决定听之任之，不再强行压制，唯是嘱咐警察部通令各地，学术辩论固然不去管他，但若有人以此为借口宣传叛国邪说，那警察部必须当机立断，毫不犹豫的出手镇压。
虽然对于皇帝突然之间另立异说，大多数的国人都表示了不满，但是重新整理《永乐大典》却是一个颇得人心的工程，这种打一巴掌，再给几分好处的手法，王财屡试不爽，现在已经用的有些心得，而那些长期以来屡被压制的学术派别因为朝廷开始整理《永乐大典》散卷，皇帝对各种非主流学派又非常尊重，因此都存了发扬各派学术观点的心思，纷纷将收藏的典籍供献给朝廷，很多遗失已久的书籍居然也被发现，这让文化部的那些博学鸿儒欣喜过望。
而奉旨修史的王闿运接旨之后，便给自己的数位至交好友写信，请这些宿儒高才一起来帮他完成《清史》、《太平天国史》的撰写，甚至还给隐居的曾国藩写了一封措辞肯切的邀请信，希望这位前清封疆大吏能够不记前嫌，出山帮助朝廷一起完成这篇巨著。《清史》巨著若是能有曾国藩的着笔润色，凭空便能增加几分可信，而且清廷种种内幕总是清廷的官吏来写更为真实了。事实上王闿运曾经想联系奕欣等一干前清遗族，只是一来考虑到亡国之人来写前朝国史未免有些残忍，二来也担心他们为前清歌功颂德，所撰不实，因而此念转瞬即灭，只是派了几人赶赴京师紫禁城收集藏于禁城的前朝文件，像什么《起居注》、《清实录》以及内阁、军机处所存上谕、臣工本章等原始档案，当真是决心要写成一本撇开成见，实事求是的史家巨著来。
[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