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书的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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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时期，书也是被猛烈摧残的对象之一。

    1965年的“文革”前夕，那时的风声很紧，有些书林家铺子，北国江南，李慧娘都成了大毒草。当时的作家还有很多的爱书藏书人个个都感到自危。大文人姜德明曾经为了妻子和孩子的幸福，也为了自己的平安，结果卖掉了一平板三轮车的书，他说：当时望着被拉走的书，心如刀割，几乎是洒泪相别。

    1966年“文革”开始了，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破四旧，立四新”毛主席语录：“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是最高指示，一定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要破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习惯，要立的是新思想、新文化、新传统、新习惯。那么旧书，还有毒草及封资修的书统统都成了旧文化的表征，当然是一定有被破的，于是，很多的好书，老书，中外经典的书都难逃被猛烈摧残的厄运。很多的作家，无数有藏书的家庭都特别的不安，害怕被抄家，惟恐被抄出四旧的书，见不得阳光的禁书，以免招来被批斗或有杀生之祸的危险。只好用政治作唯一标准来决定对自家书的取舍，严格把关。于是，把无关紧要的书论斤卖掉，把不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的书统统扫地出门，一把火烧掉。当时印象特别深的是，大街小巷都在烧书，整个城市布满了烧书的火堆。被坟的书：红楼梦，水浒，战争与和平， 静静的顿河， 还有老舍，巴金的小说。见到烧书时的冲天火炬，旁观者的我，都有怜香惜玉的心痛，更别说是书的主人了，那一定是，有如自我断臂心如刀绞心在滴血的痛，恐怕这样的伤痛是难以愈合的。在那个年代有什么办法呢？？真的是罪过。

    那年头，一是因家境比较贫穷，父母除了养家糊口外，只能勉强供我们兄妹几个读书，全家从来没有过一本课外读物，自然就不具备有书被摧残的必要条件了，二是父母不是当官的，当然不可能是走资派了，也就不可能有被抄家的危险了。所以，我家一直还算太平。

    一个初秋的午后，邻居家的朋友来找我，把我带到比较隐蔽的地方还很神秘的对我说：我送你一样东西，前提是不能告诉任何人，也决不能被人发现，只能好好收藏。“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送给我？”我有点紧张的问他。“几本我自己很喜欢的书，只因你的家比我的家安全，我不想我喜欢的东西遭厄运，才想到送给你，现在你把他藏好，以后你会喜欢的。”他小声对我说。

    我一听，不免被传染上了紧张的情绪，连忙左看看右看看，惟恐有人偷听，而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心想：人人都在政治的海洋里，是人都害怕说错一句话，作错一件事，否则就可能被政治的浪潮给淹死。于是，我警觉地问：该不会是反动的，封资修东西吧？他回答很肯定：一定不是。我还是不放心又追问：你敢肯定？他冷静地说：“我敢肯定。这是几本经典著作，艺术性很强，值得收藏。现在很多人都被政治冲昏了头，缺失了审美的眼光，把金子看成了粪土，但我相信你不是这样的。”我被他的信任而鼓舞，想想自己的家既是不黑五类，也不是反动权威的家庭，比较他家确实还是蛮安全的，也理解他对书的怜惜，于是我就答应接受他对自己一份厚重信任的馈赠。这时他显得很平静，他的眼神告诉我：我终于可以放心了，我爱的书有了好的归属。他轻声说：回头，趁你家没人的时候送给你。我点点头，看着他离我远去的背影。这时我的心像打鼓似的跳个不停，真害怕心会从自己口里跳出来，不由自主地用双手紧紧地按住自己的心口，一个人久久地站在那里一动也没敢动。后来我是怎么回家的都已经记不清了。

    两天后，下午家里没有人，楼道里也是静悄悄的，他来了，双手捧着用牛皮纸包得好好的，还用绳索扎的牢牢的书，到我家来了。我迎上去也用双手接过来，真的是沉甸甸的，可是我的手不由得有些颤抖，真的很害怕有一天它会变成定时炸弹，给自己和我的家人带来灾难。但转念一想，只要我把它藏好，谁也不知道，自己就能拥有曾经没有过的拥有。于是，自己安慰自己：不会有事的。我把它藏在了很难被人发现的地方，它在那里静静地躺着，而我却时时挂牵，在不安之中度过了很多的日子。只要有红卫兵抄邻居的家，我就特别的害怕，害怕别人抄了我的家，有时还被噩梦惊醒，想起来就后怕。

    隔了很久很久，破四旧的风声平静了，抄家的风也刮过去了，就因为有这几本书在家，我后来没敢再参加任何激进派的组织，老老实实的当了逍遥派，避免和人有冲突，害怕有人来抄家。

    直到了1977年末，我才悄悄地把令我惊，令我怕的书请了出来，让它从黑暗走向光明，让它和自己有了肌肤之亲。我这才知道它们是：普希金抒情诗二集，欧根•奥涅 [俄]（普希金诗体篇小说），复活[俄]托尔斯泰等等。全是世界名著，我才踏踏实实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书的欢喜，而它们因我的保护免遭厄运，又复活了它们辉煌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