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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几句话：我与中国大地上的许多人一样，在那“史无前列”的岁月里，下放到一个偏僻的山村度过了十载。虽然那时的我年龄还不大，但从习惯了的城市生活中，陡然走到一个陌生、贫穷、封闭、落后的乡村去生活，你可以想像该有多难。这十年，是我生理年龄中的黄金岁月，可是我却并未享受到黄金岁月的喜悦，几乎每天都是脸朝黄泥背朝天，一锄一犁地修理着地球。这十年，在我人生的年轮中，刻下了太深的印痕，使我永远无法忘怀。虽说那是一个并不值得怀念的岁月，但那十年的农民生活，却使我对农民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和很深的感情，尤其是那一个个纯朴实在、个性鲜明地的农民，尽管许多人已经作古，但他们仍鲜活地活在我的脑海中。虽然我还不能准确地描述他们，但我仍希望用我笨拙的笔，让大家认识认识他们。
笔者
这还是“四人帮”横行的年代。
白杨二队的芦队长，抱定他那个老主意：管它是“平水壶（浒）”还是“尖水壶（浒）”反正全生产队百多口子人，吃饭要得紧。不种庄稼，大伙儿就得喝西北风。
这雨都下了好几天了还没住点，黑云还在头顶上直打滚，可是苕院子里的秧子快牵藤藤了，有的地方挤得太密都烧黄了。天刚亮，还没等雨停下，芦队长就赶忙安排起今天的农活了。
“喂，都听到，队上的苕秧子都已经烧厢了，盼了这么久的雨已经下透墒了，现在，大人、细娃儿、老汉、老婆子都赶快上坡了！挖不了窝子的撑秧子，爬不了坡的扯秧子，今天争取把枇杷树梁那块地栽完。”
芦队长，别看他已年过六旬，脸上的皱纹抓下来够一大盘子的，可那声音却似洪钟，嗓门比年轻人还响亮。他站在生产队保管室－－全队最集中的这条山梁上一喊，只见住在这个山沟沟里，那个山梁梁上的社员，就一路一串的往枇杷树梁赶。刚到晌午时分，就已经栽了十多亩地了，下午再加把劲，这块地就一定能栽完。
大家吃中午饭时，一个个子矮矮的，肩膀半边高半边低，走路脚踮一踮的，似乎总想跟别人比高低的公社副主任，－－去年选青时才提拔起来的姜副主任，来白杨大队检查生产来了。刚翻过山梁一看，白杨二队的红苕全都栽的是“满天星”这还了得，县委一再指示，公社反复强调，今年红苕栽培技术必须全面革新，实行“科学种田”全部实行垄栽或堆栽，彻底消灭“满天星”可白杨二队竟栽了这么多的“满天星”这不是公然对抗上级的指示吗？他看地里没有人，估计社员都回家吃饭去了，就直接到芦队长家找人。
到芦队长家一问，芦队长那老伴就半是心疼半是埋怨地当着姜主任唠叨开了：“咳，这鬼老头子简直不要命了，昨晚上腿杆、腰杆痛得他哼咆了的，一身就像烂肉，挨都挨不得。可今儿一早，天才麻麻亮就喊人上坡了。这阵儿，人家都回家吃晌饭了，他还死到坡上不晓得回来。”芦大娘一边唠叨着，一边招呼着姜主任吃饭。姜主任这会儿正急着找人，顾不上吃饭，再说他已经吃过了。他听院子里回家吃饭的社员说芦队长在包谷制种地里，就径直到那儿去找芦队长了。
芦队长这会儿正带着个小青年在包谷制种地里拔草间苗。看老天爷还想下雨，他想抢在下雨前间完苗，追一次拔节肥。老队长对这制种可感兴趣呢。以前种本地包谷，不管咋侍弄，亩产上到二百来斤就再也上不去了。那年，听说有个生产队搞杂交包谷，产量比本地包谷高，他硬是用五换一的比例换了几斤种子回来试种。果然，这杂交种比本地种子的产量提高了一大截。第二年，他就大面积种，可到了第三年，同样的种子产量却下来了。他跑到农技站一问，农技站的同志热情地对他讲了一大堆杂交种子的科学道理。人家讲的那些科学道理和名词、术语，他一句也没记住。可有一点他却记得扎实，那就是杂交种子至多能种两年，到了第三年就失去了杂交优势，要想继续种，就得另配种才行。老队长嫌买种子太贵，就买了公母原种，每年自己制种。现在他们的包谷亩产已达到了四百多斤了。因此，他对这制种包谷啊，就像心疼幺儿一样，总是对它们偏吃偏喝。大田才追完第一次肥，这制种包谷就准备追第二次肥了呢！今天地里潮湿得很，他急着要追肥，可又怕人多踩坏了制种地，所以他只找了一个帮手，亲自来间苗拔草。用他的话说，苗壮才能籽壮，种籽壮丰收才有保障。早一天上肥，苗苗就会早一天变样。为了适应本地气候、土壤，他们还自己培育出了一种抗干旱、抗倒伏的高产品种。这会儿，他们正在侍弄着自己培育的杂交系。这阵子，老队长一边拔草间苗，一边和身旁的小青年啦呱着：
“咳，这包谷有了杂交种，红苕却没得杂交种，要是红苕像杂交包谷一样有杂交优势可发挥，我们的红苕产量就会大翻梢。可惜，红苕只能用堆栽、垄栽提高产量，而在我们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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