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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子了,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走路都是迷迷糊糊晃晃悠悠的!爸爸听后笑了起来:还说我呢,有一次,你累得躺在料堆上,睡得像死猪,害的我们没有办法取料,推你也不醒,最后往你脸上泼了三瓢凉水,才把你叫醒了!说完,两位老人都哈哈地大笑起来。听着两位老人痛快爽朗的大笑声,我如同听到了那来自战火纷飞的岁月的英雄礼赞,听到了来自父亲与他的战友们血液里的潮汐声!那时候,青春年少的父亲,以他清湛的技术和超人的工作干劲,成为了部队的骨干力量。不论是在平时的工作上,还是在完成上级下达的突击任务中,父亲总是发挥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由于长年工作成绩突出,父亲多次立功受奖,一共得到了八枚奖章。而最为珍贵的那枚晋察冀边区劳动英雄奖章的获得,还有一番不平常的经历呢!
那是一九四二年初,日寇占领了太行山区曲阳县的灵山,生产用煤的来源也由此被敌人切断了。由于化铁用的焦碳,正是用曲阳灵山煤矿出产的烟煤炼制的,没有煤,就炼不成焦碳。没有焦碳,就不能开工生产。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一方面,前方的部队连连告急,急需弹药补充,一方面,没有了焦碳的来源,就不能开工生产。就是在那种十万火急的情况下,父亲带领战友们昼夜刻苦钻研,经过多次试验,最后借鉴农村普遍流行的铸造铁铧犁的土办法,采用太行山区阜平县炭灰铺出产的石碳,将大化铁炉改为了小化铁炉,使用大风箱吹风,最终获得了成功。当通红的铁水从炉里流出的那一刻,整个部队都沸腾了,大家欢呼着把父亲举了起来。上级首长也骑着马赶来了,他紧紧握着父亲的手,拍着父亲的肩膀说,小伙子,好样的,你立了大功了!
于是,部队很快就建起了六个小化铁炉,日夜不停地生产。一个炉组每天可以生产成品手榴弹二百四十枚左右,一个月的产量竟达到了四万多枚,使前方部队的弹药得到了及时的补充。我曾经问过父亲:当确定你的试验成功的时候,你当时是个什么心情?父亲很平淡地回答了我两个字:高兴。我接着问:就没有别的想法吗?这次父亲非常痛快地回答了我三个字:想睡觉。
1944年2月,晋察冀边区召开了第一届群英大会,父亲作为晋察冀边区的劳动英雄,光荣地参加了那次盛会。据父亲回忆,在那次群英会上,不仅见到了许多赫赫有名的首长,聆听了他们的讲话,还见到了名震晋察冀边区的,被授予了“子弟兵的母亲”荣誉称号的戎冠秀妈妈和许多著名的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父亲很诚恳地对我说,比起他们的事迹和功劳来,我这点成绩,又能算什么呀!
一九九五年,就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前夕,父亲因病与世长辞了!由于考虑到父亲的战友们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且大多体弱多病,所以没有将父亲去世的消息通知他们。没想到一个月后,有一个老战友打来电话,兴冲冲地说过一会儿要来家中探望父亲。看来瞒是瞒不过去了,我只能说了实话,告诉这位老人,父亲已经于一个月前去世了,并解释了为什么没有通知他的原因。老人呀了一声,电话里就没有了声音。过了好半天,才听见老人叹了口气说:你爸爸可是个大好人啊!他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的英雄!就说那一年为了搞那个“小化铁炉”的试验吧,那些日子,他差点把自已都快变成一块炼铁的焦碳
六、残酷的反扫荡
一九九一年,一位生活在北京的老战友来看望父亲,在我家住了整整一个星期。自从抗战胜利前夕分别以后,老哥俩已经有四十七年没有见面了。四十七年啊!当年朝气蓬勃、英姿飒爽,一顿能吃三大碗高粱米饭的两个小八路,已经被岁月的风霜无情地吹蚀成了满脸皱纹,白发苍苍,半碗米饭就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的七旬老人了!战友相见,分外激动和亲热,要说的话更是没完没了:吃饭时说,到景点游玩时说,休息时说,晚上睡觉,俩人躺在床上,仍是你一言我一语地唠上他大半夜。
一次,在吃晚饭的时候,老战友端起了酒杯,想要说些什么,可犹豫了片刻,又将酒杯放下了。父亲笑了:怎么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呗。听父亲这么一说,老战友端起了酒杯,一仰脖,干了。好,我说,我对你有意见,这意见在我心里可整整憋了五十年了!你还记得四一年那次反扫荡的事吗?父亲也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又将老战友的酒杯满上:怎么不记得,记得真真的呢!老战友神情显得很委屈,语气里透着质问:那你为什么让我一个人上山侦察?为什么不多派一个人呢?我一个人,一杆枪,也没有几颗子弹,碰上敌人,你让我怎么办呢?这不是让我白白去送死吗?噢!父亲恍然大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就是这事啊,你啊,你啊,真有你的啊!怎么现在才提出来,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呢?当时,哼,当时我敢提吗?我敢不服从吗?你当时急成那样子,我要是不服从命令,你还不把我枪崩了!看着老战友认真的样子,父亲的表情也严肃起来:那时也是没有办法啊,不让你去,你说让谁去?我们那十几个人,大都是伤病员,就咱们两人还利索点,当时情况不明,又是那么紧急,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呢?况且你的侦察任务不是完成得很出色嘛,让大家脱离了危险。为了这个,你不是还立了功了吗?老战友听罢,点点头,释然地笑了,又端起了酒杯:来,咱们干!于是,两个老人又将五十年前的那桩往事翻了出来,使我也得以了解到了父辈们在一九四一年的那次残酷异常的反扫荡斗争中的经历。
那是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日寇对我太行山区根据地进行了三个多月的疯狂大扫荡。这次扫荡与以往的任何一次扫荡都不同,敌人采用了“铁壁合围”的战术,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彻底消灭我们的军队和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建设,要来一次毁灭性的大扫荡。凡是敌人到过的村庄,完全变成了一片废墟瓦砾,被奸淫屠杀的老百姓不计其数。根据地几乎所有的村庄和山头,都惨遭日寇的蹂躏践踏。
面对来势汹汹的大扫荡,为保存实力,上级决定将父亲他们的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与敌人在大山里周旋。部队依然是将机器设备坚壁起来,将人员分成了几部分,各自为战,父亲当时担任连队的党支部书记。领导交给父亲的任务,是负责带领十六位伤病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当时,父亲的这个老战友就在父亲的连队。上级对父亲的要求是:不论用什么办法,不论怎么走、怎么藏,反扫荡结束时,这十六名伤病员一个人不少就是胜利!
当时,敌人已经深入到了太行山的腹地,气焰非常嚣张,到处都是鬼子。而父亲他们没有情报来源,与鬼子在太行山中周旋时,随时都可能和敌人遭遇。一次,父亲他们在一个山沟里发现了鬼子,于是就想赶快翻过山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就在这时候,从山上跑下来了一群老百姓,据他们说,山上似乎也被鬼子占领了。但老百姓说的很含糊。父亲为了弄清情况,就决定派一个人先去上山侦察一下,然后再确定往何处转移。当时,就派了他的这个老战友去执行这个任务。侦察结果,山上没有发现敌情。于是,那一次,大家顺利地翻过了山,摆脱了危险。父亲没有想到,当时自己的这个决定,竟让老战友在心里记挂了五十年!
不知两位老人是喝了酒的缘故,还是往日的峥嵘岁月又使老哥俩热血沸腾起来,我看到他们满是苍桑的面容,此刻却浮上了红晕。父亲又给他的老战友敬了一杯,说,那次让你一个人去侦察敌情,也是不得以啊,你想想,我肩上压着十六条伤病员生命的担子啊!老战友乐呵呵地说,其实,那次的事,我也清楚,我不去,也就没人能去了!据二位老人回忆,那次他们带着十六个伤病员,在反扫荡的日子里东躲西藏的,可是历经了许多次的惊险。
一天傍晚,父亲他们来到一座山脚下的小村庄。说是村庄,其实只有一户人家,是个有着十几口人的四室同堂的家庭。通过侦察和了解,周围没有敌情,于是就决定在半山坡的一片枣树林里露营。由于连续多日不停地在大山中与敌人周旋,大家都非常的疲劳,胡乱地吃了几把炒面就躺在地上睡觉了。虽然还是深秋,可山中气候已经很凉,为了暖和一些,大家就互相拥挤着,睡得很香。到午夜时分,猛听见有人轻声而急促地在喊:同志,快起来,鬼子来了!大家呼啦一下就站了起来,发现是山下那户人家的儿子儿媳两位老人站在眼前,正焦急地看着父亲他们。原来,这一家人看到八路军在山坡上宿营,十分不放心,两位老人就不敢睡觉,一直在门外悄悄替父亲他们望风。而父亲他们自己放出去的岗哨,由于过度疲劳,抱着枪靠在树干上睡着了。偏偏这时候,敌人真的就悄悄地顺着山沟,朝父亲他们所在的这个方向搜索过来了。那户人家的两位老人发现情况后,马上叫醒全家人,又赶忙跑到这里送信,通知父亲他们转移。这时候,那一家人扶老携幼地也赶来了。由这户人家的儿子当向导,父亲他们走了很长时间的路,来到一个安全隐蔽的山洞,才在那里安下身来。好悬啊,多亏了两位老人冒着生命危险来报信,父亲他们这些以伤病员为主,除了手榴弹没有几只枪的队伍才没让敌人包了饺子。
两天以后,当父亲他们和这一家老小回到那个小村子时,这家老乡的房子已经被鬼子烧毁了,只剩下断壁残墙。老乡家里的粮食以及饲养的鸡和兔子什么的,一只不剩地都被鬼子掳去了。看着这惨况,父亲和战友们每一个人的心情都非常难受。父亲带着一帮伤病员帮着那户人家,在废墟中收拾出一个暂时能够避风栖身的地方。大家又将自己的干粮匀出了一半留给了那户人家。父亲还拿出一张空白粮票,在上面写上了二百斤小米,将干粮和粮票都交给到两位老人手上,心里这才好受一些。
父亲身上的空白粮票,是当时部队为了解决给养问题而采用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办法,既在一张纸上盖上部队的公章,就成了空白粮票了。当部队从老百姓那里借了粮食后,就将空白粮票填上数目,签上名,老百姓就可以凭这张粮票直接找地方政府,取回同样数量的粮食或者钱款。父亲说,当时他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放着一沓空白粮票,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丢失了。
那次反扫荡结束后,父亲负责的这支主要由伤病员组成的队伍没有伤亡一个人,圆满地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父亲也受到了领导的表扬,还立了功。父亲说,他虽然立功受表扬,但向领导口头汇报和写书面总结的时候,父亲都特别强调:如果没有老百姓的帮助,没有那两位可敬的老人,恐怕我们一个人也回来不了!
虽然父亲他们圆满地完成了反扫荡任务,没有牺牲一个人,可父亲所在的部队,在这次反扫荡中却遭受到了自组建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父亲怀着悲痛的心情,将这段经历清楚地写在了回忆录里。
反扫荡的日子接近中后期时,天气冷了起来,可这时候,部队穿的还是秋天的单衣。由于敌人的疯狂破坏,使得当地的经济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就地解决冬装已经是不可能了。于是上级决定,由一百多名身强体壮的同志组成一个临时连队,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到一百多里地以外的地方去背棉衣。
背棉衣的队伍出发不久,就在一个叫枣儿沟的地方与敌人遭遇,进行了一场恶战。父亲的师傅,翻砂股股长王修竹同志,就是在那场遭遇战中,为了掩护大家撤退牺牲的。经过这次战斗,连队稍做休整后,又继续出发。不料,在一个叫大南沟的地方又被敌人包围。当时形势对我非常不利,部队虽冒着枪林弹雨拼死突围,无奈敌人居高临下,装备又好,火力甚猛,最后虽然拼死突围出去,但部队也负出了惨重的代价,竞有近七十位战友壮烈牺牲。我看到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连队四位带队的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带领大家冒死突围,最后全部壮烈牺牲;青年干事李子文同志,在突围的部队遇到一块石壁挡住去路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做人梯,让大家从他身上踏过去,使部队安全地突围出去,而他自己却身中数弹,倒在了这块石壁下。”当我看到这几行字迹时,心里如海涛翻滚,似看到了在枪淋弹雨中,一个个英武不屈的身影倒在了祖国的大地上。可以说,太行山中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岩石上,都洒满了先烈的热血。
在那次残酷的反扫荡结束后,分散打游击的部队陆续来到了约定的集合地点。当大家看到一下子少了这么多亲密战友的时候,无不悲痛万分!他们呼喊着一个个战友的名字放声痛哭。父亲说,那一天,无论领导怎么劝说,甚至于发出了命令,可大家还是谁也没有吃饭。在那万分悲痛压抑的气氛中,谁还能吃得下饭呢?
后来,部队在一个山岗上,为这些在反扫荡斗争中壮烈牺牲的烈士们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牺牲战友的名字和表彰他们英勇事迹的祭文。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可父亲还清楚地记着许多牺牲了的战友的名字:王修竹、李子文、张增云、解其英、田士敏、王振声、马聚海、白小乱、张运良、曹友吉、郭世荣、巍巍太行山,你可还记得这些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一去不复还的壮士们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我知道,在太行山上的年年春色里,英雄的生命早已化作了那遍地怒放的鲜花!
七、在战火中的抗大二分校
父亲曾给我讲述过他在抗大的一段惊心动魂的经历。当时,父亲是在抗大二分校爆破队学习,那正是日寇进山大扫荡的时候,学校差不多每天都要转移一次。为了随时摸清敌情,以便在必要时,为学校安全、顺利转移赢得时间,学校每天都派人外出侦察敌情。有一天,是父亲奉命外出执行侦察任务,回来时天色已经黄昏。等他回到了驻地时,傻了眼:学校早已经转移了,整个村庄人去屋空!父亲焦急万分:学校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按说,转移的地点不会太远,应该就在哪个山角落里。父亲要找,并不是太难。但是,他的夜盲症老毛病又犯了,一到晚上,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以往夜间行军,有学员帮助,只管跟着队伍走,还没有什么问题,可今晚父亲是孤身一人,两眼一摸黑,即使是知道学校转移的具体位置,他也无法走到那里啊!而此刻,远处传来了时紧时稀的枪声,父亲知道,那是敌人正在朝这里过来了!
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父亲把心一横,摸索着来到了一个山坡上,干脆坐了下来。他把插在腰带上的两棵手榴弹抽出来,将拉环套在了手上,就在山坡上静静地等候着。父亲说,那时候,他已经作出了决定:反正走不了啦,只等鬼子过来,就与他们同归于尽!枪声越来越近时,父亲的心里突然一下子变得非常平静,坐在山坡上,等着那一刻的来临。就像一个农民坐在山坡上等待日出、日落一样坦然!
也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父亲突然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父亲想:难道是鬼子上来了?父亲赶忙将两颗手榴弹抱在怀里,随时准备着拉弦。忽然听见有人问话,你是谁,哪部分的?父亲一听,声音很熟悉,心里那个高兴啊,这不是我们学员队的那个老炊事员的声音吗!这个老炊事员已经有五十多岁了,他一见是父亲,就一个劲地埋怨说:学校早已经转移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傻坐着?当他知道是父亲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而走不了时,立即找来一棵树枝,一头递给父亲,一头自己拿着。老炊事员走在前面牵着父亲,将父亲安全地领到了学校转移后的新驻地。事后,父亲听说就在他俩刚离开不一会儿,敌人就将那个村子占领了。好玄!
父亲从抗大二分校毕业后,又回到了他原来的部队。从此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见在危急时刻使他绝处逢生,救了他性命的那位抗大二分校的老炊事员。父亲说,那次如果不是那位老炊事员在危急的时候帮助了他,他只有一条路: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
父亲被老炊员送回学校的第二天早晨,学校又开始转移。一开始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是正常速度的行军,可不久就传来了命令,说是敌人已经尾追上来了,让带枪的学员马上往回赶,到队伍的后面集合,掩护学校其他学员转移。又过了不一会儿,突然枪声大作,负责掩护的部队与学员们已经和敌人接上了火。紧接着,又一道命令传来:跑步前进,摆脱敌人的追击就是胜利!行军的速度越来越快,到后来,简直就是百米冲刺。百米冲刺还有个头,跑过一百米就可以停止了。可那时候,不论你已经跑得有多么的累,行军速度始终都在加快、加快!
父亲所在的这个学员队,大部分的学员都是从野战部队来的连、排长,都是打仗能手。他们哪里受过让敌人这样追着跑的窝囊气?他们一边跑一边就发牢骚:当了这么多年的兵,只有我追着敌人跑,怎么今天倒让敌人追着我跑呢?有的还嘟囔着:我不干了,明天就打报告回部队!可牢骚归牢骚,他必须得跑,因为这是命令!
与父亲同在一个学员队的,有一个姓王的学员,跑着跑着,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大腿,很可能是骨折了,一步也不能走。两个学员就搀着他跑,到后来干脆就拖着他跑。这位学员一看离队伍越来越远了,他怕拖累了战友,就对搀扶他的两个学员说,你们不要管我了,快跑吧,鬼子快追上来了!两个学员哪能丢下自己的战友呢?没有理他,仍然拖着他跑。于是,他就猛力挣脱开两个战友的搀扶,就势往地下一滚,大喊一声,躲开!那两个学员一看,他已经将别在腰上的手榴弹拉着了火,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只听轰的一声,这位学员用自己的手榴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父亲感慨地说,真是个好同志啊!他宁肯一死,也不愿拖累和影响了其他的同志。要知道,在当时,多一个人活下来,就多一份胜利的保障啊。
这位学员牺牲了的消息很快就在队伍中传开了,队伍里发出了一片惋惜的声音。父亲讲,当时不知是谁还说了一句:真可惜啊!他刚满十九岁,还不是党员呢
八、告别太行回故乡
一九八六年,已经离休的父亲对我说,想回保定乡下的老家看看。我考虑父亲年纪大了,担心他在路上受劳累,就想找单位要一辆车送父亲回家乡。父亲却断然拒绝了,说,我们回家是私事,怎么能找公家要车呢?再说我已经退下来了,是个老百姓了,就要规规矩矩过老百姓的日子。最终,我只好陪着父亲坐火车到保定,然后转乘长途汽车,在离老家十几里地的公路下了车,由老家的叔伯哥哥,赶着一辆小毛驴车,把我们接到了老家。
村里乡亲听说父亲回来了,都纷纷前来探望,狭窄的乡下老屋子里挤满了老少乡亲。父亲与大家一起抽着烟,喝着茶,亲亲热热地说着往事。平常日子里,父亲对我们兄弟秭妹要求极为严格,我们在这位威严的“老八路”面前,也总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但是,想不到父亲一回到故乡老家,融入家乡的父老乡亲中间时,竟是这般随和可亲,看上去还有些“老天真”的可爱。
这时候,一位父亲儿时的伙伴突然叫着父亲的小名问道:你这是咋的了,咋坐着小毛驴车就回来了?我记得日本投降那年,你第一次回家时,可是带着个勤务兵,骑着高头大马回来的,那会儿多威风啊!都说你在城里当上了大官儿了,咋这次回来就乘小毛驴车回家了?父亲哈哈大笑:老哥哥啊,你看,这小毛驴车不是挺好的嘛!坐在上面稳稳当当的,这一路上,慢悠悠地走着,又欣赏家乡的风景,又不累,好得很啊!父亲的确是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个“勤务兵”回过一次保定乡下的老家。那是抗战胜利的那一年,也是父亲自十五岁离家参加八路军后,直到日本人投降后的第八年。
在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的形势就已经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我八路军已经对日寇开始了战略大反攻。冀中地区的大批村庄得到了解放,重新建立了人民政权。遭到了狠狠打击的日本鬼子只能龟缩在县城和大一些的据点里,轻易不敢出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嚣张气焰,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晋察冀边区召开了第二届群英会。父亲又一次光荣地参加了这个群英汇粹的盛会,又一次获得了一枚晋察冀边区劳动英雄奖章。不久,父亲就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调父亲去冀中八分区修械所担任所长。一九四五年初,离家将近八年、在太行山里战斗了整整六年的父亲,终于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冀中大平原。
据父亲说,分区修械所的工作性质,与他以前所在部队的工作性质完全一样,也是修理枪炮,制造地雷炮弹手榴弹。由于形势的好转,各方面的供应有了一定的保证,连部队的伙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过,为了保证大反攻的需要,生产任务依然非常繁重,经常不分昼夜地生产。而且弹药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为了部队攻占敌人占据的城池和坚固的据点的需要,开始生产威力巨大的,重达几十斤的地雷。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保证战斗部队的弹药供应,仍然在不知疲倦地紧张工作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群情振奋,欣喜若狂。部队和老百姓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狂欢。曾几何时,日寇的嚣张与疯狂,使得美丽富庶,盛产棉麦的冀中大平原,满眼都是“炮楼连成线,公路连成网,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凄惨景象,老百姓饱尝了在日寇铁蹄下的痛苦与煎熬。现在,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付出了难以想象的重大牺牲,终于赶走了侵略者,迎来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兴高采烈地扭着大秧歌,开军民联欢庆祝大会,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欢庆胜利的喜悦之情。
就是那个时候,上级给了父亲两天假,让父亲回已经阔别了八年的家乡探亲。为了确保安全,还派了一个通讯员与父亲同行。父亲他们从供给处借了两匹马,策马扬鞭,向几十里地以外的家乡飞奔而去。
父亲十五岁参军离开了家乡。走的时候,还是一个稚气未脱、不懂世事的少年。经过了八年抗战生与死的考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革命军人,人民军队的基层指挥员。父亲说,当他骑着马奔驰在回家的路上时,心里非常忐忑:和家里八年未通音信,家中的情况一点都不清楚,而且,家乡又被鬼子占据了好几年,敌人又非常的疯狂残暴,自己家又是抗属,会不会受到敌人的残害?惦念着家中的亲人不知是否平安,父亲更是归心似箭,恨不得马上就回到亲人的面前。
我的大娘曾经向我描述过父亲回家时的情景:当时大娘正在灶台前烧火做饭,父亲一步跨进门来,叫了一声大嫂,把我大娘吓得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下,看着父亲连声地问:你是人还是鬼?把父亲一下子就问楞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正在屋里纺线的奶奶,听见动静赶忙跑了出来,一看见父亲,就嚎啕大哭起来,奶奶紧紧抱着父亲,边哭边说,是我儿子,就是我儿子!你可回来了!儿啊!娘想了你八年,惦记了你八年,盼了你八年啊!
原来,在一九四二年那次异常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以后,村子里就有传言说父亲在五一大扫荡中牺牲了,再加上八年来父亲一直没有条件与家里取得联系,所以人们就都信以为真了。只有奶奶坚决不相信,无论是家里人还是村里人,谁跟奶奶提父亲牺牲的事情奶奶都会翻脸。奶奶坚信父亲还活着,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奶奶虽然这么想,但老人家的心却没有一天不是提心吊胆地悬着,整整悬了八年。
离别八年的母子俩终于相聚了,真是有着说不完的话,叙不尽的情。奶奶问父亲,这次回来还走吗?父亲说,还要走,部队上工作很多。奶奶大度地点点头说,走吧,可记着常回家来啊!大娘说,自那年父亲回过家之后,每到交公粮的时候,不管家里富裕不富裕,奶奶都让多交半口袋公粮,村里的人问奶奶为什么要多交公粮,奶奶总是笑呵呵地回答说:我高兴!大娘对我说,其实奶奶曾经跟她说过,说父亲没有死,还在咱队伍上干呢,咱家就得表现得积极点,别让人家说咱八路的家属还这么落后。是啊!经过了风风雨雨、生生死死的八年,父亲还平平安安地活着,还有比这个让奶奶更高兴的事情吗?!
我曾经问过父亲,在这抗战的八年里,你最大的体会是什么?父亲深有感触地回答说,这八年,每天都是与死亡和艰难困苦为伴,总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慢,真是度日如年啊!可那时候人们热情高,干劲足,非常团结,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和私心杂念,大家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如何干好自己的工作,好早一点打败日本鬼子
今天,当我面对着六十多年前的这幅父亲在抗战期间拼命工作的老照片,我似乎也感受到了那炉火的通红和铁水的滚烫!我觉得我的血液正与那通红的炉火和滚烫的铁水一起潮汐般地奔涌着,使那段历史在我的胸中不断回响!这一张照片,记载着我的父亲,一个老八路抗战八年的历史――那是厚重的中华民族历史的其中一页。
谨以此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表示深深的敬仰与怀念!
祝健在的抗日老战士、老前辈们生活幸福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