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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小伙伴们，都会被大人们带着去做一些诸如散牛栏粪、挖田角、摘茶叶、中耕耘田、刨红薯草之类的农活，一天挣个两分、三分、四分工分的。后来，有些社员提意见了，我们就不出工，就上山去砍柴，把家里一年的柴火几乎包了下来，腾出时间让大人们去挣工分。
而我的学会砍柴，大概是在七岁那年，我第一次上山就是“母”带着我去的。那是过年前，砍黄叶柴，也就是客家人说的“斫碱水柴”砍了黄叶柴回来烧成灰，滗出碱水浸米，做过年的印板米果。“母”教我辨认了黄叶柴，叫我躲避了美丽的漆树柴——那是会叫人长漆疮的，还告诉我什么是乌米饭柴，小果子是可以摘来吃的，什么是猕猴桃，什么是猫卵子，什么是牛卵驼对于大山上的宝贝，我就是从那时侯开始认识的。
“母”不但教我学会辨山砍柴，还毫无保留地把客家人每个节日的吃食的做法告诉我，比如春节（过年）的印板米果、馓子、丝果子（兰花根）、磨豆腐，清明节的艾叶包饺，端午节的粽子，重阳节的糯米酒糟大凡她自己晓得的生活技艺，她都想传授给我和我哥哥。可惜的是，我们的生活道路与她的愿望相背，所有的这些技艺，我们现在一样都没有用上，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都被今天县城的超市包干了。
虽然我们今天的日子已经超市化了，但是，我至今还保留着“母”十年前送给我的那双千层底的布鞋，我舍不得穿，我把它当作对“母”的最珍贵的念想。
我小时侯大部分日子都是穿的布鞋。晴天穿，雨天也穿。因为那时侯我们山村里还不知道有皮鞋、运动鞋这些现在已经是家喻户晓的鞋子。即使后来流动进来了解放鞋，也因为价钱较高，一般家庭买不起。只有穿布鞋，才节俭。虽然我们家还有一双高筒雨靴，但那是“舅”的专用——我们的小脚套进去便到了大腿上。我们的布鞋都是“母”亲手做的。到了秋天，天气渐渐清凉下来，我被困在电灯下写作业“母”便搁一张高凳坐在我身边纳鞋底，一针一线，西西梭梭地响，舅则坐在一旁抽烟叶。到了冬天，火盆生起来了，一家人围在火盆旁，写作业的写作业，上布鞋的上布鞋，抽旱烟的抽旱烟，这是一幅多么温馨的农家夜生活图景啊！
我们的布鞋几乎每年要更换一双。四个人，至少每年要做四双新布鞋。我们的穿布鞋“母”都有严格要求，十天半个月必须洗一次，一是因为天天穿着容易弄脏；二是鞋底积了汗，穿着凉，容易伤身体。记得读初中一年级的那个秋天，放农忙假，公社要求所有教师和吃商品粮的学生到桐木大队去支农。“母”把她最宝贵的那双已经洗得泛白的解放鞋让我带去支农穿。但是，鞋子塞在我的黄挎包上，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挎包里溜掉了，待我住进一个农民家，晚上洗了澡要换鞋，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双解放鞋了。我几乎要哭了。我怕回到家里“母”要责备我。同住的老师安慰我，从农家借了一双布鞋给我穿——鞋底是一层厚厚的污泥，后跟紧紧地贴在污泥上，已经踩得有些油光放亮——我把脚伸进鞋里，一股寒凉直逼心底——现在记起来，似乎还有一股寒凉在骨髓里流动。幸好不到两天，上面传来紧急通知，要求我们所有师生尽快返校参加悼念毛主席的追悼会。我回到家里“母”不但没有责骂我，还为我穿了一夜冷布鞋大为担忧，专门烧了半锅热水，为我泡脚，再把她已经穿暖了的布鞋递给我穿。
也是在那年的冬天，公社的重点工程——桐（木）船（形）公路的新生大桥建设经费紧缺，动员我们学校的师生义务为大桥捡卵石。那天，大雪纷飞，我们在河滩上捡起一堆堆的河卵石，却冻得一个个嘴唇发紫，手脚麻木，浑身哆嗦。回到家里“母”一把把我推到灶门前，让我坐在火焰熊熊的灶门前猛烤，她自己则前跑后窜地又是找木盆，又是舀热水，准备给我泡澡。“母”把灶房的门关上，要帮我脱衣服，我都十三岁了，有些扭捏“母”说：你还怕羞啊，冻死了你就晓得不怕羞了！我只好乖乖地让“母”把我脱光，抱进热水盆里——其时，我的双手已经僵木了，半天剥不开一个纽扣。
“母”在我离开家乡，在外教书的年头，还隔三差五地做布鞋给我穿。直到十年前，我已经离开了教育战线，在政府部门做文秘了，那次回到家里，她拿出一双崭新的布鞋递给我，说，我也年纪大了，两眼昏花了，拿不动针线了，你也不缺鞋子穿，拿着这双布鞋去吧，以后想我做的鞋子都想不到了。语气中已是满含着无可奈何的伤感。我接过鞋子，眼泪几乎都流出眼眶了。
想不到，也是在冬天“母”却因为到阳台上晾晒被子，突发脑溢血，骤然之间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不知道，这么几十年当中，我拿什么报答过她。跪在她的灵前，我的两行泪水，又能稀释我的几分愧疚呢？
俗话说，生儿为防老，养儿也该是为防老的。“母”却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报答她，即使在她生活难以自理的时候，舅提出让我接他们到县城来住“母”说，还没到过年呢，过年了，我想下去了，你再来接我们。却不料，快过年了，我又准备去接他们了，却传来了“母”病危的噩耗，等我和哥哥带着医生赶到她身边，已经是回天无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