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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七年,小爹考上国立师范,因家境贫寒,无钱资学,一憋气就闯出去当了兵,成了黄埔军校的一名学员、教官。辽沈战役结束后,小爹弃暗投明,率部投诚。后来携警卫员,骑黑骏马,威风八面,衣锦还乡,政府委以要职。反右期间,小爹罢了官,往后二三十年没能抬头。
没能抬头的小爹其实仍然气宇轩然。在周家祠堂,小爹后半生的辉煌无人能比。他身高膀圆,力鼎千钧。那年月,生产队缺耕牛,他把轭往脖子上一套,一猫腰,就拉得犁铧哗哗翻着黑土。到公社交军粮一肩挑上三百八,不喘一口粗气。小爹嗓门出奇的宏亮,站在黄土岗吸一口气,猛地一声吼叫,能把屋里人从梦中惊醒。那一年挑江堤,小爹呼人传讯,如轮船鸣笛,声震大江,惊得县长直问其为何人。小爹写得一手漂亮书法,年轻时临摹颜柳,到老来,字如其人,嶙峋苍劲,入木三分。每年年关,四乡八里都来请小爹写春联。他写的春联或“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或“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之类,至于写景抒情、求财祝福之类从来不写,问其原因,小爹缄而不答。小爹会唱歌,尤喜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的歌声音域宽宏,节奏感极强,唱歌时双目远眺,一脸庄严,仿佛在追忆昔日的峥嵘。
能文善武闯天下的小爹革职回乡后,自然也就确立了在周家祠堂“问事”的地位。族里凡有大事或闹纠纷,都要请小爹拍板定夺,不过小在“一言九鼎”时,用的不是从前大老爷的惊堂木,而是一只用了几十年的脱了瓷的绿色茶杯。不懂事的儿们往往盯着那杯儿发愣,惊异于它的魔力。周家祠堂两百多号人家,相承一脉,乡风淳朴,族人每有婚丧嫁娶、造屋上梁喝喜酒,没有小爹在席也就不是最高规格的。小爹不喜酒,一杯喝全席,往往令族人酩酊大醉。小爹赴席一般都面朝正门,坐中堂上座,其他人一律按“家、国、兴、隆”的辈份依次而坐。只是在文革期间,凡有公社大队干部到场,小爹也就自觉退居次席,且席间极尽谦和,惟恐干部不悦。即使是平反后,小爹对干部仍然十分尊敬,认为干部是上级,下级必须服从上级,比家谱上的辈份还要尊严得多。
“大问事”的小爹真正成了呼一声惊得祠堂瓦响,跺一脚振得黄岗地动的人,以至族人每以小爹威名慑小儿闹哭,或胁门里不规之举。小爹问事极赋时代特征。早些年,小爹以传统道德标准力扛族里的平衡,以朴素的辨证法调和族人的心态。无论事出何因或事至何果,他的断事规则一直是:长辈伸,晚辈屈;年长伸,年少屈;女人伸,男人屈;外人伸,家人屈,以此断它个“三七”、“二八”开,没有不接受的。那一年屋里的月兰因屋檐出水与孩子大伯闹事端,一口咬掉大伯的小拇子,小爹谙其原由后,正坐中堂,两眼平视,那绿黄色的茶杯往八仙桌上一磕就断了:男人与女人争是男人无度,错在先,女人伤男人指是女人太泼,错在后,甲乙丙丁,理断三七,月兰杀两只老母鸡给大伯补身,大伯从此不言断指。其言铮铮,金声玉振。
小爹年届古稀,老而弥坚,不拄杖,不驼背,耳聪目明,银须忽忽,一派仙风道骨。其时盛名一如晚霞灿烂。
农村实行大包干以后,周家祠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那世世代代沉寂宁静的乡村开始骚动,昔日家连家,户邻户的部落式的建筑群体逐渐分解,形成单门独院,大块畈田也由整化零,沟渠交错,阡陌纵横。价值观念的变化,使纯朴的乡村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多重性。正是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小爹在周家祠的地位更加显赫。一块自留山的界定,一片宅基地的归属,田沟的一次过水,凡有争执不下的事端仍由小爹来断决,一决便成规矩。不过此时小爹的断事原则更见风骨。他以“一法二理三情”的杠杆调节着周家祠的节奏,使之始终保持与外面世界同一个节拍。前几年,乡村干部来屋里搞计划生育或摧粮收税,没有一个挡道的,知情达理的周家祠人从不给政府添麻烦。人们深知,这是小爹给摸顺了的。老干部对新来的干部传话,此地有个小爹,是个“大问事”的,其问事上合政策,下顺民情。言者动情,听者瞠目
1996年秋,乡政府要在周家祠黄泥岗建造轮窑厂,须迁祖坟八十余棺,周氏家族聚数百人执器械与政府对抗,一时大乱。小爹闻此卧床十日,不进食,不出言,不见人。九九重阳,天高气爽,小爹自整衣冠,自上大椅,正襟危坐,溘然仙逝,时年八十有八。临终时手执一纸,上书:好子孙住华堂亮屋,老祖宗作乔迁之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