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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李泽厚的历程就多了一份理解。
李泽厚其实是想当哲学家的。在他放弃了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以第一志愿考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时，可能就有了这个念头。否则、家境贫寒的他，何不去选择一个既轻松又能挣钱的专业？他难道不知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然而当哲学家并不容易。在当代中国要当一个哲学家，就更不容易。你得选好自己的路。冯友兰先生就想过这个问题。他说搞哲学通常有两条路。一条是“照着说”这是哲学学家了。但冯先生的。野心。更大，他要当‘主“哲学王”(也就是孔子那样的。素工。)，使解之自己的学说成为钦定的官方哲学，让全社会、至全民族都“跟着说”为此，他决定先“顺着说”即以退为进，欲为。王者之师，先以群“王者为师”(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结果，七顺八顺，并没右有人跟着他说，他自己反倒1”到。梁效，道里面去了。
李泽厚要”走自己的路”就既不甘心所“照着说”也不太愿意”顺着说”然而一直时半会的，也还不能”接着说”便只好”挑着说”、“绕着说”所谓”挑着说”也就实是先拣那些相对而言可以“由着说”的话题说将起来，最后绕到最想说的领域里去。湾
李泽厚选择的是美学。
选择美学是对的。李泽厚原本就有艺术气质，内向、孤寂，忧郁而易感，又从小喜欢文艺，兼具哲学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艺术家敏锐：的感受能力，搞美学是再合适不过了。更重要的是，较之哲学的其他分支(哲学原理、伦理学。认识论等)，美学离政治最远，受政治的干预和影响最小，自由空间也就最大。何况美学又毕竟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七绕八绕，还是能绕国哲学来。所以，先讲美学，再讲哲学，通过美学来讲哲学，应该说是行得通的。
李泽厚的“策略”大抵如此：曲线救国。事实上他的历程也正是这样：先以美学研究成名，同时进行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某些专题研究，最后则“直捣黄龙”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三十年间，李泽厚一定阅读了大量的图书，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进行了反复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下过笨功夫”)。唯其如此，他才能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大放异彩。我们看他那时的著述和言论，真可谓四路出击八面威风：评康德，论孔子，谈文化，说思想，臧否历史人物，指点当代文坛，梳理古今脉络，畅议中西学说，直至最后建立和提出他的“主体性哲学”其范围之广阔，气势之恢弘，见解之精辟，文笔之华美，让许多号称“美学家”乃至“哲学家”的人相形见细黯然失色。
然而，就在李泽厚风头正劲时，批评也同时群起。
批评来自两个方面，即通常所谓“左派”和“右派”两派意见正好相反，一派斥其“离经叛道”一派怒其“僵化保守”但不喜欢他，则是一致的。李泽厚夹在当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正所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李泽厚提起，也只能说：“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这其实是一种无奈。
无可奈何花落去。曾经处于巅峰状态的李泽厚，终于走向了自己的末路。
六、末路
李泽厚这种进退失据左右两难，也许为他始料所不及。因为他的初衷，原本是想能够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
早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论争中，李泽厚便表现出他试图通过折衷调和另辟溪径的想法和思路。当时论争的诸方，主要是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论”以吕荧、高尔太为代表的“主观论”和以朱光潜力代表的“主客观统一论”但“主观论”有唯心主义之嫌“客观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问题多多，而朱先生又是唯心主义美学旧阵营中过来的人，李泽厚显然不愿意把自己归人他的旗下。既要坚持“美是客观的”
(这在当时即意味着坚持“唯物主义”)，又不能把美归结为事物的自然属性(其实彻底的客观论就得这么说)，还要自成一家独树一帜，于是李泽厚便提出了个“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的说法。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要么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要么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哪有什么“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社会性和客观性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你叫它们如何统一？
然而这条原本走不通的路，却让李泽厚走通了。一时间疑者甚少而应者甚多。这其实是当时学术界逻辑水平太低所致，而李泽厚却认为他找到了一条好路子。他以为只要找到一个看起来合适或说得过去的框架，就能随便把东西往里装。于是他就沿着这条道路越走越远，直至走向末路。
本来，如果李泽厚只是在美学范围内玩这一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美学毕竟是一种“虚玄之学”随你怎么讲，基本上都不与社会政治相于，也不会成为敏感问题。然而李泽厚是不甘心只当美学家的，也是不甘寂寞的。他确实并不怎么愿意给搞政治的人当“笔杆子”却绝不意味着他不愿意当并不直接出谋划策却给予理论指导或哲学思考的“山中宰相”至少，他极愿意发表他对历史进程和未来走向的看法。这是他站在哲学家的高度，居高临下俯瞰历史得出的结论，不吐不快。这就实际上是在参与政治干预现实了。而一旦进入这个领域，他的内在矛盾便暴露无遗。
就说“西体中用”“西体中用”是李泽厚的得意之笔。从学理上讲，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中西体用之争的结果，也无非是四种选择：一成不变。全盘西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一成不变守不住，全盘西化行不通，中体西用早就声名狼藉，剩下的选择，也就只有“西体中用”
问题没有，麻烦却多。麻烦就在于究竟什么是“体”“西”又是什么意思。对于这个关键问题，李泽厚自以为说得很清楚，其实吞吞吐吐，闪烁其辞，甚至前言不搭后语。比如他说“体”只能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任何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至于“西”则主要是现代化的意思。现代化虽然不等于“西化”但现代化之种种(思想、观念、方式、载体)却又都从西方学习、引进得来，因此无妨谓之“西体”以世纪新梦)。这倒是不错的，只不过用不着李老师来讲来教。因为我们早就穿牛仔裤、吃麦当劳、开丰田车、用电冰箱了。一句话，我们早就“西体”了。只是不知道如何“中用”用进口收录机放磁带打太极拳算不算？
看不懂的地方还很是不少。比方说，李泽厚斩钉截铁地一口咬定：“学”(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不能够作为“体”“体”只能是“社会存在”；却又说“学”既然生长在“体”上，并产生、维系和推动这个“体”的存在，就当然应该为“主”、为“本”、为“体”因此所谓“西体中用”又仍然可说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个“西学”不但包括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其他理论学说，以及科学技术、政经管理等等(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这可真是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体，既是“社会日常生活”又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人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它还同时也就是“西体’)，到底是哪个？西，既是现代化，又是新思想，还包括科学技术，又到底是哪个？
都是，也都不是，全加在一起才是，却又只能分开来说，而且越说越说不清楚。因此李泽厚这个看上去头头是道，说起来振振有辞的提法，就麻烦多多。如果“西”即现代化，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现代为体，传统为用”；如果“西”
即科学技术，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科技为体，人文为用”；如果“西”即马克思主义，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马列为体，儒学为用”这倒可能是李泽厚的真实想法。晚年的李泽厚，津津乐道的课题是“新儒学”而他的所谓‘“新儒学”又据说是要把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或者说，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去夺取和占领“新儒学”的阵地。我想这大约又是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事情。海外那些“新儒家”并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国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未必领他的情，至于年轻一代，则恐怕根本就没有兴趣。
李泽厚的这种“紊乱”或“杂揉”正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因为他原本就喜欢搞折衷调和，就连那个早就有人质疑的“体用模式”也不肯放弃，诸家学说都—一顾及。这种做法，貌似公允，实则中庸。其实，思想家的可贵，不在乎和，而在彻底。如果兼容性不够，或统摄力不足，自己心里想着“集大成”给人的感觉弄不好就是“一勺烩”这是一个教训。以李泽厚之才智过人尚且如此，学力不逮者就更不用存那份痴心妄想了。
不能说李泽厚的“西体中用”完全没有道理，更不能说他不是一番好意。他是很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一条康庄大道的。他设想的蓝图也很不错：以社会存在(即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为本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科技生产力为关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既学习酉方经验，又弘扬民族传统，以期平稳健康地实现现代化。这有什么错？差不多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思了。问题是，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理论，还要你那个含糊其辞歧义甚多的“西体中用”干什么？你那个“西体中用”既不如邓小平理论讲得清。也不如邓小平理论管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西体中用”呢，却还要解释老半天。单凭这一条，就不成功。
我看李泽厚是没什么事可做没什么路可走了。他恐怕只能在“晚风”中，继续编织他的“世纪新梦”毕竟“人活着，总有梦”没有梦，人“特别是那些为人类制造幻梦的知识分子，又如何能活呢”？所以我们不能没有梦，也不能没有李泽厚这样的知识分子，怕他们不过是“痴人说梦”
李泽厚曾用孔子佛祖的话来为他的世纪新梦作结，我也借来结束本文吧——
子曰：如之何，如之何。
佛云：不可说，不可说。
那就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