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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式,所有的大佬都要出席,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等,其阵容与规格神马工业大会、科技大会完全一样。
而且,照例最高首长在这个会上有一个关于与文艺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将是今后五十或十年华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当时语境)。惟有杨夏清楚,除了那个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外,这两年所有的报告其寿命都不会太长。
在这个报告之后,才是作协的业务报告,换届报告,今年,作协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为过去被打倒的一些作家恢复名誉,为已经被迫害至死的伤害默哀。
华夏这个民族多灾多难,由此可见一斑。杨夏还是觉得后世好,不管什么,至少在形式上要讲**,而且对于持不同/政/见/者,一般不会采取**消灭的方式。
任何时候,华夏会议的专业或工作报告都是形势大好,而不是小好。今年作协这个报告到是真的形势大好,报刊恢复了多少家,很多靠边站的人回到了工作岗位,带有新时代风格的作品开始大量涌现。
只有杨夏明白,要不了两年,作协这些人就会为“新风格”而头痛,而从那时起,华夏的开始分裂,特别是诗歌,一部分走上高高的庙堂,一部分深藏于民间。
重生者杨夏,对于新风格自然是拥护的,前世,他就是新风格的实践者、受益者,对于传统的那种高大上,不高大全的理念,杨夏本人并不认同。杨夏认为那是对生活的误解甚至是强/奸。
杨夏在风格上,主张和选择了新风格,但是,他仅仅是在上如此,并不延伸到政治或其他方面,这是杨夏的底线,这何尝不是华夏的底线?
因此,杨夏其实是走了一条中间路线,在风格上支持新人,在自我道路上,老沉持重,甚至向老人靠拢。或许,有人会说杨夏人格有问题,但杨夏一点也不在乎,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几十年之后,人们才会发现,当年的那些激情与理想,也不过如此罢了,在时代大潮面前,个人包括个人的想法,都是非常渺小的。
奇特的是,作协工作报告在谈到“新风格”时,竟然把杨夏这名少年作家当成了代表人物之一。哎,算是吧,杨夏也不好说什么,自己确实是那样写的。
这是南蜀作家代表团里,甚至是南蜀作家中,惟一被正面点名的人。联想到那晚关于安全保卫工作方面的讲话,杨夏在南蜀作家里,已经以一个“怪物”的面貌跃上了作家舞台。
伴随着工作报告出笼的,是各专业委员会的报告,譬如报告工作,、散文、诗歌创作,譬如翻译工作等,都有相应的报告。
报告后,就是讨论。包括对最高首长报告的赞美等,都是必须的,在这个年代,这是“政治表态”!不像后世,你不想说也不要紧,别人不会强迫你说,但现在这个时代,你不想说,你沉默,就意味着你不同意,那么,你想同意什么呢?
也即说,在讨论会上必须发言,哪怕只是一句,“我热烈拥护和万分赞同最高首长的报告”这种话,也是可以说的。
杨夏也说了。只是与别人相比,杨夏的话逻辑性要多一点。譬如杨夏就赞美了一番,最高首长的报告非常符合时代的特点,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在不断变化,不断前进。其实,此时的最高首长真还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他还在坚持那啥两个/凡/是,但是,杨夏可以这样说啊,因为其报告中也讲到了形势变化形势大好之类的嘛。
杨夏的落脚点当然是指本身也在前进,作为作家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不愿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愿意与时俱进,那就有可能写不出无愧于时代的大作来。
杨夏这些话,当然是面子话,如果一个作家把杨夏的这些话当成圭臬,他一样写不出东西来。这是官面文章,不得不这样说的。但杨夏的话却站得住脚,哪怕几十年后,也不会“过时”,这是杨夏比别人高明的地方,更是杨夏作为重生者的优势。
就在杨夏认真的听取着会议发言,并认真地准备着自己作为代表的主题发言时,华夏作协找到杨夏,说有首长要见他。
“首长要见我,谁啊?”杨夏觉得有些突然。此前,他连老军人这种大佬都见了,那不是首长么,难道,还有比那个更大的首长?
“你去了就知道了,这是政治纪律,即便是我们作协,也不知道是哪位首长要见你。”作协的人透露了一点。(未完待续。。)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