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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看到之后，才有可能引起重视。
而这个感觉，则与许怀丽很有关系。因为许怀丽是“成人”，杨夏是“学生”或“未成年人”，这就决定了两人在交往时的态度与礼仪，否则，就是逾礼。所以，杨夏在与许老师的谈话中，哪怕内心里花得不行，但语言上态度上却一直谨守着本份。
假如，杨夏要谈一个许老师他们成人的问题，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显然，装萌是最好的态度与方式，站在自己的少年人的角度，向许老师“请教”和“汇报”，想必许老师也不会怪自己什么。
而军方和官方，自然是“成人”、“大人”，而杨夏自己同样是“少年学生”；将态度降低一点，并以请教的口气，或者再加一点担心的口气，只要军方专业人士看到，就很容易受到启发。
如自己的报告只是到达外行手上，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那也只能怪华夏军人的命不好，而不能由此责怪杨夏。
当然，以这样的态度写的报告，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尽可能地隐藏杨夏成人的灵魂。
而思考到这儿的杨夏，也感到非常庆幸。因为此前他发表的诗歌以及散文，更多的只涉及到审美，而不涉及复杂的社会以及人际关系，也即没暴露他的成人思维模式。
在晚饭前，杨夏对自己就有了一个新的约束，那就是遇事要多想想自己的年龄，多想想这个时代，不可轻易决定，不可轻易表态。
或许有人认为，杨夏此举也太谨小慎微了吧，只要你不说，谁知道你是重生者啊？
杨夏当然不会说自己是重生者，但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你不说就万事大吉了。人活在世人，必须衣食住行，必须物质利益，因此必然与他人发生矛盾和冲突。譬如杨夏此时每个月四五笔稿费，收入两三百元，你以为别人不动心？只是，易得龙也好，张勇也好，包括彭卫红在内的大哥大姐类人物，都在杨夏手上吃了亏，而且是吃了大亏，这才暂时止住了别人的行动罢了。
或许，还有人认为，作为一个重生者，这杨夏也活得太不精彩啦，除了上学读书和写作，还是上学读书和写作，难道没其他事儿可做，譬如娱乐什么的？
没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不知这个时代的恐怖。
首先，杨夏的行踪是被固定了的，即蔡家湾、赤泉镇、赤泉中学这三个地方可以随便去，或去别的公社也行，那得有人接待你；但杨夏想去县城就不行，因为此时一个农民想要进县城，必须得有大队出具的进城“证明”才可能写得到旅馆，否则，就只有露宿街头。如果没有必须的理由，普通农民一辈子也不要想进一次县城。
杨夏是学生，应该能去县城吧？对不起，杨夏也不能，因为这个时代的学校，还没有发学生证，也即杨夏离开了赤泉区范围，什么也不是。当然，以杨夏同校长和老师的良好关系，想要请学校开一个身份证明，也是很容易的。可是，杨夏去县城干嘛呢？这个时代的县城，除了县百货公司的商品看起来要丰富一些，其他的与乡场相比，没什么不同。
当然，县城里有公园，有电影院，不过，见惯了后世发达景象的杨夏，怎么可能对此时的小公园感兴趣呢？
大集体时代，所有人都被固定在一个很小的环境里，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学生被固定在学校里，城里人被固定在工厂或单位里，待业青年被固定在街道或小区里，如果离开了原来的区域，就会被称为“流民”，将受到政府的“遣返”。
杨夏如果不读高中，平时想要上一趟赤泉镇，得向生产队长请假；如果想进县城，就得向大队长请假开证明了；如果要出远门，譬如出县出省，就得到公社出具手续。
千万不要以为像后世那样，请假一请就准。
如果你在生产队表现很差，不爱劳动，生产队长一个月里最多允许你上一次场镇；如果想进县城，对不起，你什么理由，有亲戚在县城？有家人在县城？没，我只是想去购物呢……购物？你购什么物，你有多少钱？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在公社买？说不出个正当理由，就不要想出门。
至于离开/县域，除非是上面的任务，譬如搞水利大会战，或其他政治任务，否则，农民根本没任何理由离开/县境。去省城看病？不可能，省里的大医院怎么可能收治一个农民？即便有钱，也不行，因为在大医院看病是要讲级别的。
有亲戚在省城，亲戚叫我去省城过春节？好吧，你说说，你家什么亲戚，在省城是干什么的，他请你去，有什么证据？这时，即便是你最私密的信件，也得交给大队和公社的领导“审查”，否则，你根本就出不了门。
惟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华夏农民才获得了数千年来想也不敢想的自在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