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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事件，也是马桥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自那以后，马桥人迁移他乡的渐多，留下来的人是越来越少。整个村子进入这个世纪时已经破败冷落。上面安排知青落户，一般都是着眼于田多人少也比较穷困的村寨，马桥就是上面选中的村寨之一。
马疤子（以及一九四八年）▲
光复在县里当体育老师，是马桥少有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马桥惟一在城里定居吃上国家粮的人。
他的父亲是马桥历史上惟一的大人物。但很长一段时间，马桥人不愿意提起这个人，对有关他的往事吞吞吐吐。我后来才知道，大人物叫马文杰，一九八二年才获得政府的甄别平反，去掉了“大土匪”、“反动官僚”的帽子，获得了起义功臣的身份。光复当上县政协常委，后来又当上政协副主席，同他爹的平反当然不无关系。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访问光复，多少了解到一些马文杰一九四八年出任国民党县长的内情。
我已经说过，这是在一九八二年。这是一个阴沉多雨的傍晚，在一个河街上的小豆腐店里——光复连体育老师的饭碗都不牢靠的时候，开下了这个小店。我在小本子上记下他的话，满鼻子是酸酸的豆渣味。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对于我来说，对于我所知道的马文杰来说，一九四八年并不是一九四八年。它向后延迟了，甚至发酵成酸味了。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延迟到这个多雨的傍晚才出现，嵌入了我的一九八二，就像炸死马桥雄狮的那颗炸弹，那颗中日战争的炸弹，在泥土中悄悄把时间凝固了三十多年，推迟到一个明媚的春天才在孩子的胸前发出一声古老的爆炸。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不能说它是存在的，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理由断定它存在。因此在一九八二年以前，马文杰的一九四八年对于我是空无。
同样的道理，马文杰的一九四八年，马桥人的一九四八年，也并不是很多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九四八年。构成这一年的事件，使这一年得以被人们感受、确认、追忆的诸多人世运演和变化，包括国共北平和谈、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毛泽东愤怒拒绝苏共关于中国两党划江而治的建议，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与李宗仁桂系集团的激烈角逐等等，马文杰与手下人当时都一无所知。由于九连山脉的重重阻隔，加上战乱、大旱以及其他一些原因，马桥弓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少。马桥人当时对外界的了解，完全停留于一些回乡老兵零零星星的传说。
这些老兵，原来大多数跟着团长马文杰在四十二军吃粮，到过山东和安徽，后来又参加滨湖战役，接四十四军的防。他们看不起四十四军，那是川军，纪律最差，差不多人人抽大烟，日军化装成便衣打进去，一下就把他们的军部端了。马团长当然也吃过苦头，在沅江县有一次打伏击，埋的一百多颗地雷全不管用。那些从邵阳赶运来的土地雷，一炸成了两个瓢，爆得很响就是不死人，硝烟中的日本兵一个不少，照样哇哇哇地往上冲，很快把四十二军分割成几块。马团长见势不妙，只得命令手下人赶快把山炮什么的全丢到河里，分散打游击。日本人是来运粮食的，只要把他们拖到冬天，洞庭湖区的水干了，日本人的船就出不去，他们的牵制任务也就完成了。
他们回忆马文杰带着他们捉俘虏的情形。捉一个日本兵奖一万块钱。每个连每个月要捉四个俘虏，没完成任务连长就要记大过，而且下个月的任务就要加倍。再完不成，连长就撤职，打屁股，军法从事。三扁担下去，屁股肯定见血。有一个倒霉的连长，屁股上总是烂一个洞，没当过几天好人。
他们找地方维持会要便衣，要良民证，然后化装去敌占区偷袭。胆子大一点的人，还咬住日本人的队伍抓“尾巴”。有一个连全是湘西的苗人，都会泅水，也最勇敢，捉的俘虏最多，但不幸在华容县的一次遭遇战中竟然全连殉职。马团长手下的几个同乡运气似乎还好，脑袋都留下来了，只是每次捉俘虏，捉回来的不是蒙古人就是朝鲜人，不是真正的日本货，虽然可以勉强交差，但没有赏金。这几个马桥人后来回到家里之后还经常为此愤愤不平。他们说，马疤子不讲道理，蒙古鞑子的块头最大，塞在麻袋里三四个人使了吃奶的劲还抬不动。吃了这么大的亏，凭什么人家拿赏金我们就喝凉水？
马疤子是马文杰的外号。
他们的听众震惊之余也表示同情，是的，是的，马疤子就是个小气，当了那么大的官，也没见给他婆娘打个金镯子。有一次回老家请乡亲吃一顿饭，总共只砍了五斤肉，碗里净是萝卜。
他们的一九四八年就是充满着这样的一些话题。也就是说，他们此时心目中的外界，只有抽大烟的川军，炸不死人的邵阳地雷，还有日本军队中的蒙古鞑子等等——充其量，他们还模模糊糊听说过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传闻。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一九四八”，也从来不用公元纪年。直到我与他们交往的时候，“一九四八”还是一个生疏的词。他们表示那个年头的用词有以下一些：
（一）长沙大会战那年。
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命名。他们的长沙会战是一段迟到了将近六年的新闻，被他们误以为是一九四八年的事。如果一个外来人并不了解第三次长沙会战，只是靠马桥人的嘴来把握时间，肯定要把历史的秩序打乱得一塌糊涂。
（二）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
这个命名可以说没错，也可以说错了。茂公是马桥上村人，那一年确实接了张家坊某人的差，轮到他来当了维持会会长，管辖远近十八个弓。拿这一件事来标志一九四八年，没有
什么不可以。问题在于，马桥人不知道日本人早已投降了，日本人强制成立的维持会在绝大多数地方已经不存在了，良民证也不用了，只是他们消息闭塞，还是按老规矩办事，还用着“维持会”的名称，可能让后人听了以后还是一头雾水。
（三）张家坊竹子开花那年。
张家坊有一片好竹子，一九四八年碰上大旱，田里颗粒无收，倒是竹子全部开出一种白色的花，结出了籽。人们采下籽来，舂去籽壳，发现竹米粗，微红，煮成饭以后清香扑鼻，味道同红粳米差不多。竹子开花以后就死掉了，附近的人们靠着这一片竹子度了荒，感其恩德，就把这片竹子叫作“义竹”。这件事情给马桥人印象很深，用来记录年份，一般来说倒也不会错，只是外人一般不知道这一段。查户籍的时候，征兵的时候，报考学校的时候，“张家坊竹子开花的那年”出生的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得花很大的工夫，比比划划，才能向外来人士说清楚当事人的真正年龄。
（四）光复在龙家滩发蒙的那年。
发蒙就是开始读书识字。马文杰家的光复天资不算高，小时候也贪玩，光是一个初小就读了七年，一再留级，留得他很不好意思，长大以后也不愿承认这一段劣迹，便在履历表上把自己发蒙的时间向后推了三年，改为一九五一年。如果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仅仅根据光复的履历表或者光复的说法来推算时间，会使整个马桥的历史向后错位三个春秋。因此，这也是一个极有危险性的时间概念。
（五）马文杰招安那年。
马文杰招安是一件远近闻名的大事，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用这件事来定位时间，在马桥人来说当然很方便，最容易让外人明白。
当然，说到招安，在这里可以多说几句。
那一年本来气氛非常紧张。腊月里好多乡下人都在编草席往县城里送，准备裹死尸。据说平江那边来的杆子，归顺了省军，以“彭叫驴子”为大帅，号称有一万人，有三门大炮，要同马文杰以及罗江两岸的所有杆子决一死活。马文杰是不打算活了，把自己的家产分给了众人，准备了自己的棺材。他只向彭叫驴子提了一个要求：仗不要在城里打，免得老百姓吃亏，最好到罗水下游的白泥塘那边去打。彭叫驴子根本不听，把马文杰派去的信使割了头，挂在白沙镇东门外的桥头。那里的乡人上街不敢过桥，只好从桥下中蹚水过河。
消息传来，县城里的老百姓呼啦一声都跑光。过了一段，没听见炮响，也没见彭叫驴子省军压境，倒是马文杰发了布告，说不打了。而且他还有了新头衔：县长兼暂编十四师师长。他带着人在长乐街吃狗肉的时候，人们还看见他手下的人都穿了国军服，还有几支油亮亮的洋式连珠枪。
在后人看来，马文杰在国民党大失败的年头，居然靠上了国民党，是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对此，光复向我反复解释，他爹本来是要投靠共产党的，阴差阳错才投错了门。他爹当兵吃粮在外面混过几年，模模糊糊知道一点共产党的事，听说共产党杀富济贫，能征善战，没有什么恶感。他被省军逼急了的时候，派他的结拜兄弟王老幺去找共产党。王老幺有一个姐夫在浏阳当木匠，跟共产党走得很熟。但事情偏偏不巧，王老幺刚刚上路就碰了鬼，背上发了个大疖子，贴上草药，痛得在客栈里多睡了两天。等他赶到浏阳时，姐夫刚刚去了江西。“两天，就是两天。王老幺当时要是没生疖子，接了令箭流逝就去，我爹不也成了共产党？”
光复喝下一口酒，瞪大眼睛对我这样说。
光复当然有理由痛惜。正是那短短的两天，改变了马文杰以及手下一百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他光复的命运。王老幺没找到共产党，后来在岳阳经一个戏班老板介绍，见了国民党B系军阀的一个副官。B系军阀招安马文杰，一切安排就是从那次见面开始。
这已经到了一九四八年的年底，正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开始全面溃败的时候——只是乡下人在冷寂的冬季里，不知道这一点。我猜想，也许B系军阀当时心知大势已去，四处招安四处发枪，只是想给即将南下的共军增加一点骚扰和破坏。或者，就像后来一些历史资料上披露的那样，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军属国民党H系，与B系有隙，双方明争暗斗摩擦不断。B系企图在H系的地盘上网罗散匪，扩充自己的势力，牵制H系。不管怎么样，B系的招安和慷慨支援使马疤子这个乡下人喜出望外，欣然接受了对方给他的一纸委任状，还有八十条枪，以及罗水两岸一时的平安。他完全不知道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不知道B系长官的真实用心（我们现在也不一定完全知道），还以为只要穿制服的就是官军，都被他打怕了，不得不向他求和。
他和手下人喝酒庆祝的时候，不知道他走出的这一步，正在把自己引入地狱。
一九四八年在罗江干枯而暴露的沙洲上流逝而去，把一场历史上巨大的变化悄悄推移南方。但对于马疤子及其手下人来说，他们山窝子里的一九四八年与国民党B系或H系军阀们公文包里的一九四八年不是一回事。这正像几年之后，红色的县武装大队用机关枪对马疤子手下数十名“暴动未遂犯”进行突然袭击的时候，他们记忆中革命胜利排山倒海的一九四八年，与马疤子山窝子里的一九四八年同样不是一回事。
这是一种时间的错接。
马疤子（续）
一个雨夜，解放军的先遣人员凑在油灯前与马文杰县长接头，向他介绍了全国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动员他投诚起义。马文杰表示同意，并且同意出任“规劝会”的副主任，开展对敌伪军政人员和各路杆子的劝降工作。
马疤子当了几个月县长，没坐过衙门，也不知衙门在哪里。没拿过薪水，也不知应该到哪里去拿薪水。他还是喜欢穿草鞋，粗通文墨但不大乐意写信，派人去给各路杆子传话，都是让他们持一块竹令箭，上面按有他的三个血红指印作为证明。他的指印杆子们一般都认得，都服。指印到了哪里，一般来说都能缴下枪来。白泥弓的白马团一次就交出大刀三十多把，叮叮当当挑到县城。
马文杰只是没有料到，被他劝降的白马团龙头大哥，两个月后还是进了班房，而且上了大镣。
他大为吃惊，找到县武装大队结结巴巴地查问，在对方出示的一桩桩审案铁证面前才无话可说，他发现白马团居然是假投诚，暗藏枪枝弹药并且准备逃窜。被他劝降的另一个许某，则有重大血债，称霸乡里，奸污民女无数……最后，他自己的参谋长，也被新政权查出来是个国民党打进来的军统特务，有暗中控制马文杰的任务，还有什么密杀计划。这样的人还能任其逍遥法外随便放过？
马文杰一脑门子冷汗，只能连连称好。
街上贴出了很多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标语。据说四乡农民在往县城送草绳，是准备用来捆人的。据说县狱里天天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有的大号子关几十个人，竟然一夜之间就空了，不知是转到了别处还是杀了。真真假假的传闻最后指向了马文杰本人，说他那个“规劝会”是个假投诚的窝子，他是“规劝犯”的总头子。他等着上面派人来抓，等了几天没有动静，相反上面还是照常请他去开这个那个会，派人给他送来了解放军的草黄色制服。他穿着这套衣走到街上，认识他的人见到他都神色紧张，老远就往路边躲闪。
这是一个不大说得清楚的结局，因为当事人太少，因为当事人不太愿意说，更因为当事人好不容易说出来的话也疑点颇多，说法各各不一。有人说，马疤子的老对头彭叫驴子也投诚了，当的官比马疤子的官还大。姓彭的要在新政权面前表忠，多多揭发人家是假投诚，就是最好的办法。还有人说，国民党的B系和H系从来互不相容，以前日本鬼子在的时候，他们借日本鬼子的力量削弱对手；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又借共产党的力量排挤对方。既然B系曾经利用马疤子牵制湘系，那么，好吧，H系现在当然也可以利用共产党来收拾马疤子。谁都使着暗劲，用阴招，马疤子一个乡巴佬哪是他们的对手？
当然，也有人说事情不完全是这样。他们认为共产党本就不相信投诚人员，一直想剪除后患；或者认为很多杆子投诚本来就是半心半意，马疤子本人也匪性难改，几次暗中准备反水，准备暴动，罪大恶极。只是他后来既然已经死了，政府也就既往不咎。
我没法辨别这些解释的真假，只得绕开它们，仅仅交代一下结局本身。我甚至不一定能把结局本身说清楚，只能尽力而为地把零散材料作一些拼接。大约是两个月后的一天，马文杰从专署开会回来，还没有走进屋，就听见里面哭闹成一团。推开门，看见七八双女人泪光晶莹的眼睛齐刷刷投向他，嘴巴张得老大，哭声戛然而止。但只停了片刻，嚎啕又猛烈爆发。旁边几个娃崽，也跟着哇哇地哭烂了脸。
他大为惊讶。
马主任！马县长！老师长！三爷！他三叔……女人叫出各种称呼，纷纷抢上前来叩头，砸出嘣嘣嘣的巨响。
“不能活了呀……”
“你要给我们作主呵……”
“你给我们指条活路呀……”
“你还我家的天宝呀……”
“我们都是听了你的话，才投诚的呀。你如今怎么袖手观旁呵？”
“他爹说走就走，甩下这一家七八个都要吃要喝，我怎么办哇？”
……
有一个婆娘红了眼，冲上来抓住他的胸襟，叭叭煽来两耳光，疯了似地大喊：“吃了你的亏呵。你这个骗子，两头蛇！你还我家的晋华呵——”
待马文杰的婆娘上前来劝开疯婆，马文杰的衣襟已经撕破，脸上和手上已被对方抓出了几道血痕。
马文杰慢慢才听明白。他去州里开会的这一阵，县里据说发生了“规劝犯”的暴动，先是杀了抱落乡的三个工作队员，又秘密喝了鸡血酒，往县政府的粮车还扔过炸弹，据说更大的暴动也在计划中。不料有一封密信被政府劫获，政府只得先下手为强，把参与暴动的反革命头子从快处决——其中就有这些女人们的丈夫。她们见丈夫被叫去开会，好几天没有回来，最后只等到政府的通知，要她们去一个叫荆街的地方领取遗物。事情就这么简单。
马文杰听着听着，出了一身冷汗，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抬头望天，眼流满面。他朝满屋的女人一一抱拳，一一下跪：“兄弟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呵……”他一边哭一边急急打开箱笼，把所有的光洋找出来，总共才五十多块，往来人手里塞去。他的婆娘也擦着眼睛，把私房钱拿出来，包括几只镯子几只耳环，塞给了死者眷属们。马文杰平时把一些散钱随处乱丢，丢在枕边、桌上、抽屉中、马房里，由他婆娘跟在屁股头收捡。这些钱现在也派上了用场。
好容易才把哭哭泣泣的多数来客送回去。没有回去的曹家一母二子，就在马家住下了。
马文杰一夜未合眼，第二天起床，看见门口的公鸡拉长了颈根，却没有声音，不觉有点奇怪。自己无意中拍了一下桌子，发现还是没有声音，就更奇怪了。他此时借住在一个古旧道观里，堂前有一口古钟。他走到钟前，试着敲了敲钟，发现还是没有声音，不免有些着急，抡着钟锤使劲地敲，一直敲到附近的人都跑来了，齐刷刷向他瞪大惊恐的眼睛。他这才明白，不是钟没有声音，而是自己聋了。
他放下钟锤，没有说什么。
喝了一碗婆娘煮好的粥，他叹了口气，准备去看郎中。刚走出巷口，他碰到正街上拥挤的人流，那里正在进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示威游行，还有纪念抱落乡三位革命烈士的追悼大会。武装民兵和小学生高呼口号往县狱那边而去。他不知道人们张开大嘴，在喊着些什么。他停步了，扶着墙慢慢折回家里。
从他家走到巷子口，是五十一步，从巷子口走回来，不多不少还是五十一步，刚好是他的岁数。
“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他有点吃惊。
婆娘给他一把伞，催他去看郎中。
“你说，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
婆娘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听见。
“你说什么？”
婆娘的嘴还是无声地有开有合。
他再一次记起了自己聋子的身份，不再问话，只是摇摇头：“奇怪。奇怪。”
下午，一个做郎中的朋友来，看看他的耳疾。他向来客讨点烟土。朋友比划着问他，你天天打醮练功，不是不沾烟的么？他拍拍自己的额头，意思是自己受了点凉，寒重，要烧点烟来驱寒解表。朋友便给了他一包。
这一天夜里有雨。他打完最后一次醮，吞烟土自杀。他换上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刮了胡子，连指甲都细细剪过。
照一般人说来，他没有必要死。尽管有些罪行也牵连到他——比如决定投靠国民党，比如他的手下人杀了几个打起发的百姓，但他毕竟是一个头面人物，他的规劝游说毕竟为新政权立过大功。何况他与某位共产党大首长是学木匠时的师兄弟，他保护过那位大首长的家人，接济过米粮。就在他自杀后的第二天，一位科长专程从省里赶来，送来了那位大首长的亲笔信。信的最后，大首长约请他方便的时候去北京做客叙旧。
他已经睡在裹尸的草席里，来不及看这封信了。县政府向专署和省里作了请示以后，给他买了一口棺木，一对白烛和一挂鞭炮。
小哥（以及其他）
“小哥”意指姐姐。显然是出于同一原则，“小弟”是指妹妹，“小叔”和“小伯”是指姑姑，“小舅”是指姨妈，如此等等。
我很早就注意到，马桥以及附近的地方较为缺少关于女人的亲系称谓，大多只是在男性称谓的前面冠以一个“小”字，以稍作区分。女人与“小”字永远连在一起。女人几乎就是小人。这种规则与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之类的古训是否有关，不得而知。
语言看来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中性的、价值缺位的。语言空间在某种观念的引力之下，总是要发生扭曲。女人无名化的现象，让人不难了解到这里女人们的地位和处境，不难理解她们为何总是把胸束得平平的，把腿夹得紧紧的，目光总是怯怯低垂落向檐阶或小草，对女人的身份深感恐慌或惭愧。
至尊者无名，比如帝王总是享受着“名讳”特权。作为这种禁忌语现象的另一面，至贱者也无名。人们对家养宠物，对一切珍爱之物，总是给它们命名，叫“小咪”或“露露”或“比尔”。只有对罪囚，人们才常常忽略他们的姓名，只叫他们数字化的编号，就像清点货物。只有对我们极其厌恶的人，我们才会无视他们的名谓，称之为“那个东西”、“你这个家伙”等等，剥夺他们在语言中的地位。所谓无名鼠辈，就是他们的名字在公共生活中毫无用处，纯属多余，使用频率太低以至可以完全取消。这正像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教授”、“工程师”、“博士”、“艺术家”一类的名字也曾经被没收了。当局并不是要废除这些行业和职位，也无意消灭这样的人。事实上，当局是渴望各项事业以革命的名义高速发展的。当局只是有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动，要削弱乃至完全扫荡这些人的名谓权——因为任何一种名谓，都可能成为一种思维和一整套观念体系的发动。
中国古代以“名理学”统纳一切哲学。任何理都以“名”为支点，为出发点，为所有论证的焦聚和凝结。
马桥的女人的无名化，实际上是男名化。这当然不是特别稀罕的一种现象。即使历经人性启蒙浪潮洗礼几百年的英语，也只把男人（man）看作人（man）。“主席（chairman）”、“部长（minister）”一类显赫的词也都男性化，至今仍被女权主义者诟病。但英语只是表现了一些中性词或共性词在男性霸权下逐一陷落，还没有男性化到马桥语言的这种程度——女性词全面取消。这种语言的篡改是否影响到马桥女人们的性心理甚至性生理，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变更了现实，我很难进一步深究。从表面上看，她们大多数习惯于粗门大嗓，甚至学会了打架骂娘。一旦在男人面前占了上风，就有点沾沾自喜。她们很少有干净的脸和手，很少有鲜艳的色彩，一旦梳妆打扮被人发现，就觉得羞愧万分。她们总是藏在男性化的着装里，用肥大的统裤或者僵硬的棉袄，掩盖自己女性的线条。她们也耻于谈到月经，总是说“那号事”。“那号事”——同样没有名谓。我在水田里劳动，极少看见女人请例假离开水田。她们可以为赶场、送猪、帮工等等事情请假，但不会把假期留给自己的身体。我猜想她们为了确证自己“小哥”一类的男性角色，必须消灭自己的例假。
乡气
我对希大杆子知之甚少。无法知道这个人来自何方，是何种身份，为何移居此地，甚至无法知道他的姓名——“希”字不大像是一个姓。有人提到他下巴塌，双眼皮，与其他人长得不一样。关于这些特征的重要性，我直到很久以后才明白。
综合我听到的各种传说，他大约是在三十年代进村的，在这里住了十多年，或者二十多年，或更长的一些时间。他带来了一位老人，帮他煮煮饭，洗洗衣，还照看几只鸟笼。他讲话“打乡气”，就是有外地口音，不大让人听得懂。比如“碘酊”。又比如“看”，可代替“视”；“玩”，可代替“耍”；还有“碱”，意指肥皂，也一直在这里流行，后来影响到周围方圆很广的地方。
从这些词来推测，他是一个当时读了新学的人，至少有一定的化学知识。据说他喜欢吃蛇，那么把他想象成一个爱吃蛇的广东人，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他给马桥人留下的印象很复杂。有人说他好，说他刚来时，出示一些洋药洋布洋火，换谷米吃，价钱比较公道，尤其是碰到有人拿蛇来换，更是喜笑颜开，价钱上好打商量。他还可以诊病，甚至可以给妇女接生。本地郎中们曾经对他大举声讨，说他不过是妖术惑人，连阴阳八卦都不通的，连脉也不会摸的，还拿什么诊病？连棋盘蛇那样毒的东西都敢吃，心肝岂有不毒之理？不过，这些话后来不攻自破。张家坊的一个妇人难产，痛得在地上打滚，牛喊马叫，叫得郎中没了主意，村里人也慌了手脚，结果是她的舅舅出面做主，取来一把菜刀在阶石上磨了磨，要给她破肚子。
菜刀已经架在肚子上了，幸好希大杆子赶到，大喝一声，吓得操刀的住了手。他不慌不忙，喝了茶，洗了手，把闲人全部喝出屋外。一个多时辰以后，屋里有啼哭声了，他又不慌不忙地出来喝茶。众人进去一看，娃崽已经接生出来，产妇居然平安。
问他是怎么搞的，他的话太打乡气，没有什么人能听懂。
娃崽后来长得很好，能说话能满地乱跑的时候，还被父母逼着，上门给希大杆子叩了几个响头。希大杆子似乎也比较喜欢娃崽，常常同他说话，同一起来玩耍的其他娃崽说话。渐渐的，娃崽们讲话也有些打乡气，还说蛇肉好吃，吵着要父母给他们抓蛇。
马桥人从不吃蛇。在他们看来，蛇是天下最毒之虫，蛇肉必定损失人的忠厚，对希大杆子可以生喝蛇血、生吞蛇胆，更是惊惧无比，三五成群窃窃私语，总觉得是村子里的不祥之兆。他们纷纷禁止娃崽再去希家玩耍，主要是怕希大杆子用蛇肉把他们教坏。他们威胁娃崽，看见姓希的了么？他是卖娃崽的，说不定哪天就把你们装在麻袋里背到街上去卖了——你没看见他房里有好多麻袋么？
娃崽们想了一想，没有什么麻袋的印象，但看到大人们认真的脸色，也不大敢往希家去了，最多只是邀成一伙，远远地看一看。看见姓希的热情招手，谁也不敢上前去。
因为姓希的接生有术，村里人终究没有一把火烧了他的房子，把他家老少两个赶出村。但他们对希家一直好感不起来。人们都看不起他的懒，他腿上一层密密的汗毛，就是懒的证明。也不能容忍他的奢侈：居然给笼子里的一些鸟喂鸡蛋，喂肉片。更不可接受他的一脸阴青：冷淡而且傲慢，对长辈也是没有一点恭敬的，从来不懂得让座，更不敬烟敬茶。动不动就要呵责来客，要是对方听不懂他的话，他就冷笑一声，咕咕哝哝做自己的事去了。从他那凶凶的脸色来看，他莫不是在打乡气咒人？他以为别人听不懂就可以口臭？他使“乡气”这个词有了确切的体现——不仅仅是言语的问题，确实是一股气，一种冷冽生硬之气，一种搅得生活惶惶不安的戾气。他使“乡气”这个本就有些刺耳的词，更加有了贬义的沉重，常常从咬牙切齿的一些嘴里迸出。至于是否殃及后来的外来者，是否暗暗影响到马桥人对一切外来者的态度，并非不成为问题。
土改反霸工作组进村的时候，打听这里是否有地主恶霸。老百姓当时有些害怕，吞吞吐吐，东拉西扯，甚至一见到工作组的人就关门。最后，工作组杀了龙家滩一个最大的恶霸，提着他的脑袋游乡，到处当当当地敲锣让人们来看，群众见了血，这才把门都打开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很多男人找到工作组，首先提到了希大杆子。
“他有什么罪行？”
“剥削，就是你们说的剥削。”
“怎么个剥削法？”
“好吃懒做，从不自己育菜。”
“还有呢？”
“他戴着洋锁，嘀嗒嘀嗒叫的。”
“是怀表吧？怀表是浮财。还有呢？”
“他吃毒蛇，你看无聊不无聊？”
“吃蛇不说明什么问题。最重要的是看他有没有山，有没有田，我们要把住这个政策界限。”
“他有田呵，有，怎么没有？”
“在哪里？”
男人们就含糊了，说你们去查吧，肯定会查出来的。
“什么地方？”
男人们有的指东边，有的指西南边。
工作组去查了，发现希大杆子其实并没有田，也没有山，除了几笼鸟，家里空空荡荡的，怀表也没有了，据说送了龙家坪一个相好。这样的人是不能划成地主恶霸的，不可当敌人对待。工作组的结论，使本地的男人们都急了，说什么也不依。他们眼睛红红地憋了半天，说彭世恩（龙家湾的一个大恶霸）杀得，为什么他就杀不得？他比彭世恩拐得多，拐到哪里去了！彭世恩哪有他那样拐？把自己的老子当孙子!
说到老子做孙子的事，工作组还是没有听明白。调查了好几天，才摸出一个事情的大致轮廓：有一段时间，一个惊人的消息在马桥暗暗流传，说姓希的其实已经活了一百多岁，吃了西洋长生药丹，所以至今身强体壮满面红光。跟着他来的那个老人，根本不是他爹，而是他孙子，不服家教，顽劣成性，不肯服食西洋宝丹，才成了现在这一条老丝瓜。有些人听说这事，惊讶之余对姓希的刮目相看，怯怯地上门去打听。希家老头一口乡气更重，没有一句话让人听得清楚。希大杆子也不愿意多谈，碰到追问不舍的人，对方恭维够了，纠缠够了，才勉勉强强地含糊一下，说他也记不得自己到底活过有多久，反正朝中皇帝换了几个，他是见多不怪了。说着，他要老人去睡觉。旁人听得真真切切，他没对老人叫爹，而是叫“狗仔”，完全是差遣晚辈的口气。
马桥人对长生药丹不可能都不动心。有人带上银钱，带上酒肉，到姓希的面前求宝。他们有时还得送上婆娘，因为姓希的说人的体质不一样，丹药也就不能一样，有的男人元阳太虚，得取女人的“三峰”——也就是口液、乳汁以及**入丹，才可以集阴补阳，取得药效。当然，做这种事是很复杂的，很有讲究的，他最不愿意做这种事。有时候是求药者三番五次还是做不好，送来的三峰根本作不得用，他却不过人家的苦苦央求，才勉为其难，救苦救难，上门代劳，带着人家的女人关紧房门放下帐子，搞得床板吱吱嘎嘎的很不平静。他做这样的事很费精神，一般来说要收取更多的银钱。
这种事越来越多了之后，当事人互相通风透底，首先是当事的女人们红着脸渐生疑心，接着男人们也铁青着脸，只是不好发作。就是在工作组进山前不久，有一个娃崽在母亲的派遣下，去希某那里探明秘密。娃崽回来报告，只要外人不在场，姓希的就把那个老人叫作爹!这就是说，姓希的一直让他老爹在众人面前装孙子，他根本没有活一百多岁，也根本没有什么长生药！
“骗子。”工作组长听明白了，点点头。
另一位干部说：“他骗了你们多少钱，多少谷，多少妇女，欢迎你们揭发，我们要同他算账。”
汉子们怒不可遏，但支支吾吾，不愿意把事情说得太详细。工作组理解他们的难处，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想了个办法，让一个读书人摇摇笔杆子，总结出希大杆子道德品质败坏勾结地主恶霸资助土匪武装反对土地改革非法经商等等十来条罪状，终于将他定为反动地痞，一索子捆了起来。
“你说，你到底有没有长生药？”
“没有，没有。”希大杆子在工作组面前一身哆嗦，傲气一扫而光，鼻涕都骇得流出来了。
“你卖给他们的是什么？”
“阿……阿斯匹林。”
“你为什么这样不老实？”
“我……我……站在反动的立场上，道德品质败坏，勾结地主恶霸……”他把工作组定的罪行一一背诵，一个字也不错。
“你明白呵？”
“我读书过目不忘，雕虫小技，雕虫小技。”
“胡说！这是你自己的罪行，你必须老老实实承认。”
“我承认，我承认。”
工作组把他押送县里。一个民兵负责押解，走到路上不知吃了什么东西，先是呕吐黄水，最后呕吐绿水黑水，吐得两眼翻白，不省人事。希大杆子跪在地上为他做人工呼吸，又找来一桶清水为他灌洗肠胃，待他稳定了一些，把他一口气背到了县城，连人带枪一起交给了政府。当然也把自己交了上去。据说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逃跑？他说跑不得跑不得，我要脱胎换骨，跳出粪坑，为人民服务。
他在押解路上的守法表现受到了注意，政府判刑时，给他少判了两年，然后送某农场劳改。也有人说，上述说法有误，他根本没有服刑，被县里一个首长看中，保他出狱，让他发挥一技之长，去某矿山行医。有人在县城里的茶馆里还曾看见他喝茶。他已去了长发，剪一个平头，说话竟然一点也不打乡气了。他谈天说地到了得意的时候，忍不住私下向人吹嘘，自己当年为了争取进步，在押解路上把一个民兵先毒翻，再救活，一举给自己减了两年刑，云云。
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属实。
他的老爹很快就死了。他们在马桥的乡气也消失了，只留下了“碘酊”、“碱”这样几个孤零零的词，让多年后的我感到惊讶。当然，他在马桥至少还留下了三个儿子，三只他特有的那种塌下巴，将成为我以后一些词条里的人物，承担马桥以后的故事。
下（以及穿山镜）
下流、下贱、下作的简称，词义源于不正当的性行为，甚至一般性行为。湘方言在八十年代以后有“稀下的”一词，指流氓无赖的习气，显然是“下”的延伸和扩展。
就人的体位来说，头脑在上，因此人的思维和精神从来就具有上的指向，享有“高尚”、“崇高”、“形而上”之类方位标志。而性器官在下，因此性行为从来属于“下流”。
由此看来，寺庙建在高山，罪犯囚于地狱，贵族居于殿堂，贱民伏拜阶下，胜者的旗帜升向高空，败者的旗帜践踏足底……这一切很难说是偶然的择位，一定是某种信念的外化和物化。我怀疑，这一切源于古代穴居人对自己身体的困惑和最初的认识，从那时候开始，寺庙、贵族、胜利的旗帜，成了穴居人脑袋的延伸，获得了上的方向。而相反的一切，则只能同耻感的xiati一样永远屈居于下。
据说马桥以前特别的下，公社干部狠狠整过一下，才正经多了。公社何部长下到村里收缴超额的自留地、自留粪、自留鸡鸭等等，还在大会上出示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是两个长长的镜筒：“这是什么？穿山镜！有了这个东西，你们不管做什么下事，我都看得见！抓住一个，处分一个！抓住十个，处分十个！决不手软！”
其实是望远镜，是公社林业站的，用来观察山火的。
连本义听这话也面色紧张，对望远镜不安地看了一眼，又看一眼。人们以后果然不敢乱说乱动，万玉一连几个月口都要闭臭了，打死他也不唱觉觉歌。一到夜晚，大家早早睡了，村里安安静静，没有灯火。好多人还说，那一段他们连老婆都不敢碰。
万玉对穿山镜很不满意，曾经对我抱怨：“不公平，太不公平。你们城里人有电影戏看，有动物园看，有汽车火车看，我们乡里人有什么？就是这一点文化生活，”他是指觉觉歌和男女之事，“也要用穿山镜照，什么世道？再说，共产党不准大家下，以后小共产党哪里来呢？”
万玉对何部长的抱怨是否合理，暂且不论。把望远镜所代表的性保守观念当做共产党的特产，却不是事实。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时候，在广州、武汉等地都出现过军政府禁止交谊舞的事件，交谊舞被视为“有伤社会风化”的**。更早一点，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时候，《西厢记》被列为禁演戏曲名录的榜首，爱情小说和诗词都是官方眼中的“秽恶之作”，一批批被搜缴和焚烧。一个“下”字，不仅仅是马桥人现在的用词，几乎贯串了漫长历史，透出了汉语思维几千年来对xing爱行为一脉相传的道德偏见。只要这个“下”的命名没有取消或改变，人们要真正、全面、彻底走出偏见的阴影都是相当困难的。何部长即便是一个十分开明的人，也不一定能够摆脱已经内化于他骨血中的心理定势。他只不过是一个传统词典的运用者，操着望远镜在词义的轨道上向前滑行，就像一只驴戴上了笼头，只能往前走。在这个意义上，到底是人说话，还是话说人？到底是何部长应该对他的刻板和僵硬负责，还是一个“下”字早已成了何部长的笼头——因此，包括马桥人在内的一切这样运用汉语的人应该对何部长负责？当然就成了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