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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番。
苏晋居官多年，其中光是在长安做官就有前后十几年，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是官居高位，所以同是一个粮食问题米价问题，在他口中娓娓道来，却是立刻就比庚新这个小管家的境界大了不止一倍两倍，而且论事之细致，也是不可同曰而语。
经他一说，李曦立刻就基本上把握住了长安米价腾贵的原因之所在。
长安米粮价高，首先就是因为供应不足。
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号称沃野千里，其实可供耕种的田亩有限，而且历经千年的开垦和耕种，地力渐渐趋于贫瘠，产出不高，即便是大唐立国以来，积极地修缮了很多前朝留下的水利工程，极力的引导百姓们务农耕种，但是仅靠关中地区的产出，扣除了百姓们自己的口粮之后，仍是根本就不足以供应长安城中所需。
而且长安地处关中平原，往西、往北，都比关中地区还要贫瘠，自给自足已是不易，根本就不可能给长安提供太多过剩的米粮，往南的剑南道倒是富庶，但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转运极其艰难，所以基本指望不上。
而往东呢，东边不管是河南道还是淮南道，乃至于再往南的江南道，都是富粮区，自然是有实力支援长安的，而事实上，朝廷每年都有漕运从江淮之地运达长安。
但是东边的米粮要想运到洛阳容易，要想进长安，却是极难。洛阳至长安，七八百里路，其中大半都是难行的山路，殽函天险，神惊鬼愁，若是走陆路，几百里路走下来，运输的行脚费之高昂，倍于米价，非官府所能承受。
而若是走水路，又实在是太过艰难。
黄河经由河东道过来，在风陵关、潼关之地突然一个九十度的大直弯，改道向东，一路约二百许里，奔往三门。
三门，即三门峡。又称三门山或砥柱山。
三门峡谷，两岸夹水，壁立千仞，怪石嶙峋，地势险要，河心有两座石岛把河水分成三股，分别称“人门”、“鬼门”、“神门”，故曰“三门峡”。砥柱正对三门，河水夺门而出，直冲砥柱，然后分流包柱而过，故曰“中流砥柱”。亦号称三门天险。
可想而知，有了这等天险做阻，东边有再多的米粮，却也是无法运到长安来的，即便是眼下每年江淮过来的漕运，在经过三门的时候，仍是事故频发，动辄船沉人亡。
因此，虽然东边有的是粮食，但是隔着一个三门峡，长安的居民却只能是坐在高昂的粮价望穿双眼了。路况如此，叫人徒呼奈何。
苏晋虽然不是户部官员，不过他博闻强记，对于一些重要的数据倒是有印象的，据他说，每年从江淮之地运抵长安的米粮，在高宗武后时期大约只有二十万石，开元以来有所增加，却也不过每年四十至六十万石，可以说，对于长安的百多万人口而言，这一点粮食，也只好算作杯水车薪。
而与此相对应得，则是第二点，那就是长安的人口增长问题。
关中地区，乃至于大唐全国能够提供给长安的米粮就是只有这些，在国朝定鼎初期，长安还没有那么繁华，这些米粮自是够用，但是随着国家一天天强盛，长安作为天子之都，地位越来越显赫，外来人口极多，再加上关中本地人口滋生，百余年间，长安城的人口从当年的二十来万，一跃突破百万，至今已经是百万不足以囊其数了。
别的不说，只是苏晋提供的一份对比，就可略窥其中一二。
据他说，太宗贞观年间，朝官至少时只有六百四十二人，吏部有册可查的，但是到了当下，去年，也就是开元二十年的时候，吏部的统计数据是长安城内的朝官已达一万七千六百多人，较之太宗时多出近三十倍！
所以近十几年来，长安城内屡屡粮荒。早在二十四年前，中宗景龙三年（即公元709年，作者注），关中地区曾遭遇大灾，当时的文武大臣就曾建议中宗迁都洛阳，中宗当时便怒道：“岂有逐粮天子耶？”可见当时的长安缺粮到了什么程度。
而时至今曰，即便玄宗皇帝以天子之尊，仍是不得不每隔一段时间就被迫的带着一大帮朝廷大臣远足跋涉的到洛阳去“就食”，习惯了做一个“逐粮天子”了。
如果李林甫所说的粮食一事不是虚言的话，一旦他真个的举荐了李曦出任相关方面的官职，那么很显然，这一摊子将马上就压到李曦的肩上。
一百万人的吃饭问题，如山之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