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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中喷薄出力量。
听完许望秋的朗诵,众人纷纷鼓掌。
苏白记得星期天跟许望秋在外文书店买的策兰诗集是英文的,现在朗诵的是中文,忍不住问道:“望秋,这是你自己的翻译的吧?”
吴知柳他们几个见识过许望秋的英文,能跟皮尔-卡丹流利交谈,在他们看来,许望秋翻译点东西没什么稀奇的。不过扎建英他们却不这么看,他们是学中文的,知道外国诗歌很难翻译好,而这首策兰的《花冠》翻译水平极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们看着许望秋,眼里都闪着惊奇的光芒。
国内最早翻译的策兰作品的是诗人王家新,是武大78级中文系的,今年才刚刚入学。许望秋不可能说是王家新翻译的,只能笑着摆手:“翻译得不好,让大家见笑了。”
北大的学生们都“哇”的一声,随即义愤填膺的表示:“要是这都叫翻译得不好,什么叫翻译得好?”、“许望秋同志,过分谦虚等于骄傲!”、“对啊,你是故意打击我们吧!”
许望秋心中汗颜,连连摆手:“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黄子辰在考进北大前在花城出版社做编剧,读过大量的文学作品,他对于《花冠》是许望秋翻译的有些怀疑,便不动声色地道:“《花冠》最后一句,是时候了,我好像在哪里听过,好像也是一首诗,不过一时想不起来了。望秋,你知道吗?”
许望秋轻笑道:“你是说里克尔的《秋日》吧,《秋日》第一句是,主啊,是时候了。策兰在《花冠》里确实借用了里克尔的‘是时候了’作为主题与基调。”
黄子辰一拍大腿:“对对,就是里克尔的《秋日》,没想到你也读过里克尔的。”
许望秋微微点头:“里克尔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德语诗人,而策兰是里尔克之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不过策兰的诗跟里克尔差别很大。就拿《花冠》和《秋日》来说,里面有同一句是时候了,但在《花冠》里是没有上帝存在的,‘在镜中是礼拜日’那句特别明显,而里克尔的《秋日》一上来,就是‘主啊’。上帝的在场与缺席,是里尔克和策兰的重要区别。同为德语诗人,里尔克虽一生四海为家,但不管纠缠也罢抗争也罢,基督教情结一直伴随着他;而策兰则完全不同,策兰的遭遇让他对上帝是质疑的,在他的诗里是没有上帝的。”
听到这里黄子辰对许望秋哪里还有半分怀疑,心想这个许望秋真是厉害啊,不光能写剧本,翻译外国诗歌还能翻译到这种程度,真是没谁了!
扎建英好奇地问道:“策兰遭遇了什么?”
许望秋笑了笑,道:“德国美学家阿多诺在《文化批评与社会》有句经典名言: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野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奥斯维辛是一个充满着血腥和暴戾的词语,是人性与道德脆弱至几近泯灭的标志。写诗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诗歌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人性基础,所谓的真善美将在奥斯维辛之后被重新定义与接受质疑。于是,诗歌是假的,而苦难是真的,软弱的审美的字眼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言说上帝缺席时的苦难,奥斯维辛在转化成诗句时就失去了原有的分量,诗歌无法承受大屠杀之重。
不过后来阿多诺收回了他的那句话,因为他读了策兰的《死亡赋格》,他说,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死亡赋格》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以诗化的语言展现**集中营犹太人的悲惨命运的作品。
策兰生于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策兰父母被**抓入集中营,父亲先死于伤寒,母亲后被枪杀。在父母被捕的时候,策兰本人不在家。后经朋友掩护,才仅仅被征劳役。策兰历尽磨难,于1948年定居巴黎。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策兰对上帝、神圣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就像我们在经历了运动之后,有不少人就产生了信仰危机。”
在场众人微微点头,就像许望秋说的那样,作为过来人,他们现在对很多以前深信不疑的东西产生了怀疑,就像北岛在诗里喊的那样“我不相信”。
作为穿越者许望秋知道,现在这个问题不严重,大家对国家、对未来极有有信心。但是等到几年后,国门真正大开,国外的先进和繁华会压垮很多人的骨头,会吓破很多人的胆,很多人从此在西方前长跪不起,认为中华文明低人一等,否定中国的一切。
这个问题在许望秋穿越前都依然存在,吴京拍完《战狼2》、《流浪地球》和《攀登者》为什么那么多人黑?上来就直接辱骂、疯狂抹黑,仿佛跟吴京有不共戴天之仇,其实就是这股思潮在作祟。在逆向民族主义者眼中,中国和中国文化低人一等,比如知乎著名大导罗某宣称,中国人根本拍不出科幻电影,因为没有那个基因。在这些人眼中,凡是说中国好的都要坚决反对和抹黑,你吴京竟然说中国行,还拍了美国人才能拍的科幻片,不黑你黑谁。
许望秋知道四十年后吴京遇到的问题,自己在这个时代也会遇到,而且面临的形式更加严峻。吴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有万万千千的网友力挺,在这个时代,自己靠什么跟那些人较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