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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身份特殊，和官府利益勾结较为深入，在执行中往往可以获得到利益的大头，因此在武装夺田的过程中均能找到他们的身影，而这其中，土官更是极力冲在前面的先锋队。
土官是从宋朝形成的，而明代于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土司（土官），由该族上层分子担任，按等级分宣慰使、宣抚使、按抚使等武职及土知府、土知县等文职，由子孙世袭。统治王朝承认土官在当地的实际统治权，并承认其具有私兵的权利，但国家一旦需要平叛、对外征战时土官必须要为统治王朝效力。这种羁縻制度自从宋朝形成并且完善后，明朝将羁縻制度发挥的更加充分，不仅在统治广西土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让广西土官和手下的私兵也逐渐走出原有的大山深处，东进进入到整个广西甚至出到外省更大更广阔的中国舞台上。在广西内，土官屡屡出现在镇压各种民变的场合中；在外省，也有瓦氏夫人带着狼兵北上抗击倭寇这样的故事发生，狼兵一词也从此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史书记载中。
虽说狼兵的战斗力到底是高是低还有很多争论，对倭寇作战是屡败屡战还是大获全胜都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关于这个我们后面再细说暂且不提，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土官在明朝时代的东进走出原居地，的确是对广西整个社会环境和人口构成变迁起到了真正的促进作用，它的出现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刺激了各民族人口的相互接触和融合，也逐渐让原本人口汉、壮、瑶、苗、侗构成泾渭分明各自发展的广西东南西北四个地方，真正开始了后世广西人口民族大融合、文化交流深入括展的大时代。到清末之时，整个广西已经基本全盘接受汉族文化主体和认同了大统一思想。
拿最为具有代表文化书院、科考做例子，虽说广西秦朝时便已纳入中国版图，可到了宋代时，广西依旧极为贫苦，当中原一带处于欣欣向荣的封建社会时，桂西大部份的壮、瑶地区仍长朝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经济形态。相比中原，有记载：“广西地带蛮夷，山川旷远，人物稀少，事力微薄，一郡不当浙郡一县。”经济如此，教育可想而知。在桂西不仅无进士，而且县学也不存在。广西有史可查30个州100多个县仅有11所官学。据统计，宋代广西中式文科进士共有279名(含特奏名7人)，北宋83名，南宋196名，此数与宋代全国进士总数约41597名相比，占全国总数的0.67%！看看，连百分之一都没达到，可见之前广西的闭塞和落后。而经过明代人口、文化大交流大融合后，进入到清代，广西即便由于战乱影响了开科，不过也达到文科中士举人计5075人，中士进士共585人，进士人数占全国26845人的2.18%，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个朝代。其中状元4名，排在全国状元省人数江苏(49名)、浙江(20名)、安徽(9名)、山东(6名)之后，居第五位，可见明朝时期文化统一中起到的作用（注：此段科考人数资料来自《广西科举浅探》作者陈小锦）。而最后要提及几个人物就是清末在广西百色西林县那劳乡出的一门三总督，云贵总督岑毓英、岑毓宝、两广总督岑春煊，这三个人都是出自岑氏一家，岑氏家族在此之前可就是桂西本地的土官，让一个土官世家接受中原汉族文化并且在家族中开设南阳书院形成系统的汉学文化教育，由此可见明代对广西整个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过程中有多重要。
说完土官东进走出的背景和未来的作用回到现在的当下，土官东进最初的动机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土官们在逐渐的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天地只是天下一小隅之后，对土地和财富的渴望让他们带着自己的手下走出了大山开始更多的和外界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从就近原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相同姓，土官对广西本省土地的侵吞自然成为了首选，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土官们总是出现在历次武装夺田充当先锋的角色。
而这一次发生在村子里的这场战斗，其实就是一次典型的武装夺田。村子里的人在明政斧里没有户籍，也没有编役，不仅绝对符合“贼田”的标准，而且在经过多年的开垦和培肥之后，这些田地已经逐渐的成为熟田产量曰渐丰富，这更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觊觎和垂涎，夺田之战的发生，也就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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