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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专的学习生活。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中专快毕业时，她怀孕了。”我说。
“怀孕了？那孩子是谁的？”沈主任问。
“不知道，直到现在，孩子已经上了大学了，我们也不知道。当时，虽然甘彩霞上的是个中专，但学校校风很严。她又拒不说出孩子是谁的，学校就对她进行了最严厉的处罚，取消了她的学籍，开出了她的校籍，把她的户口退回了原籍。”我说。
“她挺着肚子独自一人回到了峡光乡，她拿了婚姻登记资料找过去的班主任高老师，请高老师帮忙找人打结婚证。高老师见她这个样子，不忍心回绝。就找到他的同学，峡光乡分管民政的副乡长，副乡长又吩咐乡民政助理员，根据甘彩霞提供的资料办理了结婚证。”
“男方不到场就可以办理结婚证啊？有这样办结婚证的吗？”沈主任问。
“不管怎么说，反正男方没到场，反正结婚证已经办了。本来这件事已经过去了，相安无事了几年。甘彩霞生了一个女孩，在老家平静地生活着，据当时的人回忆说，甘彩霞就带着孩子生活着，生活中好像没看见过她有什么男人。”我说。
“那后来怎么成了上访专业户，成了名人呢？”沈主任问。
“问题出现在男方，男方带着女朋友去打结婚证时，民政局明确告诉男方，男方已经结了婚，不能再办结婚证。要办结婚证，必须先把原配带来，先办离婚证，再办结婚证。男方的女朋友当场大哭，大骂男方是大骗子、臭流氓，狠狠打了男方几耳光后，扬长而去。”我说。
“男方气的脸发青，发紫，他问清情况后，通过熟人找到了律师，在律师的建议下，向当地法院递交了起诉状，指控月光县民政局，在他不知晓的情况下，非法与他人办理结婚证书，要求县民政局依法撤销非法办理的结婚证书，并赔偿精神损失费。”我说。
“事情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啊？”沈主任问。
“男方向法院提交了起诉状后，又向新闻单位投寄了信件，导致大批记者奔赴月光县采访。当时还没有这样发达的网路，报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大量报到了这件事，把我们县的脸都丢尽了。”我说。
“当时的市委书记满腔怒火，批示严查此事，严办责任人。还把当时的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狠狠地训了一顿。市里派出了调查组，查明真相后，按照法定程序撤销了峡光乡分管民政的副乡长的职务，开除了高老师和那个乡民政助理员的公职；撤销了县民政局分管副局长和民政科科长的职务。”我说。
“给予县民政局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峡光乡党政主要负责人党内警告处分和行政记过处分。为了避免在法庭上见，再次丢人现眼，县民政局与男方达成了庭外和解，注销了甘彩霞和男方的结婚证书，并赔偿了男方的精神损失费。”我说。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沈主任问。
“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对于甘彩霞来说，结婚证上，国家承认的丈夫没了，她和女儿成了真正的孤儿寡母。甘彩霞抱着孩子找到了峡光乡政府，要求还她的丈夫。乡政府说，这事归县民政局管，要她去找县民政局。”我说。
“甘彩霞就到了县民政局，民政局很认真地接待了她，跟她反复讲注销她的结婚证的道理。甘彩霞问，她原来办的结婚证是不是真的，民政局的人说原来办错了，现在纠正了。甘彩霞说，我没问对错，我只问是不是真的。民政局的人说，原来是真的，办错了，现在纠正了，就变成假的了。”我说。
“甘彩霞说，原来是真的，你们说办错了，为什么原来不纠正？为什么现在才纠正？民政局的人说，现在发现办错了啊。甘彩霞说，既然原来是真的，请你们还我丈夫。民政局的人认为甘彩霞不可理喻，就说还不了她的丈夫。甘彩霞就说，还不了，我就告你们。民政局的人说，随你怎么告。”我说。
“甘彩霞就到市民政局上访，市民政局的人跟她苦口婆心讲半天，她听不进去。就到了省民政厅，省民政厅还是跟她做工作，讲道理。她同样听不进去，就到了民政部。民政部也是讲的跟在县里一样的道理，她还是听不进去。”我说。
“离开民政部时，甘彩霞碰到几个上访的人，他们一起交流上访的经验，说是到国家信访局去，甘彩霞就跟着上访的人到了国家信访局。排了很长时间队后，轮到了她。国家信访局的人听她讲了一通后，就让她坐在大厅等消息。”我说。
“后来，省驻京办来了两个同志，一男一女，问谁是甘彩霞，甘彩霞站了起来。省驻京办的同志就把甘彩霞带到省驻京办，通知市里驻京办来领人，市里就通知了月光县，月光县连夜派人到了北京，让甘彩霞回去，甘彩霞就是不回去。月光县的人无奈，问甘彩霞怎么才能回去。”我说。
“甘彩霞就说，报销从家里出来到现在所有的交通费、住宿费，支付每天的生活费和每天的误工费。甘彩霞开出了每天生活费和误工费各50元的标准。县里的人觉得匪夷所思，坚决不干。甘彩霞说，不干没关系，她就住在这里，你们愿意管就管，不愿意管，她就继续到国家信访局去，反正她有的是时间。”我说。
“甘彩霞还说，如果再要她回去，还要另外支付每天50元的补助费。月光县来的两个同志，一个是民政局的，一个是峡光乡的。可能原来想得比较简单，认为把人接回去就行了，没想到这么复杂。自己又做不了主，就打电话回去请示。”我说。
“那请示的情况怎么样呢？”沈主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