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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敬地送到燕妮的父亲的手里。燕妮和马克思在多年分离之后，本来打算立即结婚的。但光有一篇博士论文并不能作为维持生计的基础，因而他和燕妮不得不打消结婚的念头，继续互相等待。”陈总说。
“马克思知道，仅有爱情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经济基础。从1842年4月开始，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842年10月，《莱茵报》的股东们委任马克思为编辑，1843年3月，马克思被迫退出《莱茵报》编辑部。”陈总说。
“接着又与阿尔诺德·卢格磋商了关于共同从事著作出版的计划。燕妮在她父亲于1842年3月去世后，就和母亲离开了特里尔，迁居克罗茨纳赫。马克思来到克罗茨纳赫，与燕妮举行了婚礼。两家的人，只有燕妮的母亲和弟弟埃德加尔在场，作为住在克罗茨纳赫的亲属证婚人。从此，他们不离不弃，相守一生。”陈总说。
“从他们私自约定终身到结合，燕妮等待了漫长的七个年头。在这七年中，她除了曾与未婚夫马克思有过少数的几次相聚之外，就只能从远处用自己的思念和书信陪伴他了。燕妮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的形象在我面前是多么光辉灿烂，多么威武堂皇啊！我从内心里多么渴望着你能常在我的身旁。”陈总说。
“燕妮说，我的心啊，是如何满怀喜悦的欢欣为你跳动，我的心啊，是何等焦虑地在你走过的道路上跟随着你。处处有我在陪伴着你，走在你的前头，也跟在你的后面。但愿我能把你要走的道路填平，扫清阻挡你前进的一切障碍。同时，因为燕妮倔强地爱着、等待着马克思，她还不得不同她的几个有反对意见的贵族亲戚进行十分折磨人的斗争。”陈总说。
“婚礼举行后，马克思和燕妮随即动身作了一次短途的新婚蜜月旅行。他们先是到了瑞士的沙夫豪森附近看莱茵瀑布，接着游览了巴登省，然后回到了克罗茨纳赫。燕妮后来讲了一个故事，表明了他们两个人当时，并且后来一直是这样，有着多么令人惊奇的对金钱不在意的态度。”陈总说。
“怎么不在意啊？”新华社省分社记者高迎春问。
“燕妮的母亲给他们一些钱去度蜜月，他们带在身边，放在了一个箱子里。用这笔钱，他们旅途中乘坐马车，投宿不同的旅馆。他们看望了几个拮据的朋友，把箱子打开，放在了朋友房间里的桌子上，每个人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不用说，钱很快就告罄了。”陈总说。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和燕妮一起来到巴黎，同比他们早两个月来到这里的卢格筹办并出版《德法年鉴》杂志。至此，他俩拉开了充满困苦和自我牺牲的独立生活序幕。”陈总说。
“由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对地主、资产阶级无情揭露和批判，使得一切反动势力诅咒他，驱逐他。他不得不携持家小四处转移，其生活困难有时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陈总说。
“1850年3月底，随马克思一起流亡伦敦的燕妮写信给好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时，描绘了她当时的生活情况。燕妮说，因为这里奶妈工钱太高，我尽管前胸后背都经常疼得厉害，但还是坚持自己给自己孩子喂奶。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悲伤和忧虑，所以他一直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陈总说。
“燕妮说，孩子出生以来，还没有一夜，能睡着二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陈总说。
“燕妮说，有一天，我正抱着孩子坐着，女房东来了，要我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可是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的菲薄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孩子的摇篮，以及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我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东西拿走。我只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板了。”陈总说。
“看来，马克思一家的生活过得很艰难啊。”高迎春说。
“是啊，孟子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些话用到马克思身上，尤为恰当。”陈总说。
“马克思和燕妮共生了四女二子，由于上述原因，只有三个女儿长大成人。在这种境况下，燕妮还是深深地爱着马克思。她除了母亲和主妇的责任，除了为每天的生活操心之外，还担负起了许多其他工作。”陈总说。
“什么工作啊？”高迎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