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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基本上都是读书人。而且江浙那边文化鼎盛,出来的读书人尤其多。
正因为有着这些关节,是以皇帝屡次想要征收商税,都是被朝中的大臣坚决抵制了,有些甚至直接对皇帝破口大骂。若是换做洪武永乐那等强势的皇帝,怕是就要大开杀戒,只是后来的明朝历代皇帝,可是没这个魄力。
最后万历皇帝没了法子,便想出这么个主意,直接派太监下去收税,这就不必经过那些大臣们同意了。
可以想见的是,这一举措激起了多么激烈的反弹,整个万历一朝,关于这个的骂声便是不绝于耳。万历几十年不上朝,和这些也是不无关系。
而这一次的苏州抗税事件,便是矛盾到了一定程度激发出来的产物,是读书人群体对皇帝的一个反击。
要说那太监横征暴敛,那是肯定的,明朝有名的太监,除了郑和等寥寥几个之外,其它的多半都是这德行。但这些税,其实不是直接落到那些纺织工匠头上的,而是落在那些厂主士绅们头上。要说这税有多重?那也未必,那些厂主士绅肯定是能承受得了的。
只是他们根本不愿意承受。这些大明王朝身体上的寄生虫,磨牙吮血,吃着大明王朝的肉,喝着大明王朝的血,却是不愿意拿出一分银子来!在他们看来,不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
我凭什么交税?
所以他们把征收的税,巧妙的转嫁到了那些纺织工匠的头上,然后再挑拨他们,顺理成章的就出了这么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
那朱知府,可也是读书人。
所以在大明朝,最不好惹的就是读书人,尤其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底层读书人。你跟他们比横,那还真是比不过。他们不少人都是自认科举无望,眼瞅着昔日自己的同学都考中举人考中进士升官儿发财了,自然是心里不平衡,这心里不平衡的时间长了,便是郁结着一股不平之气,这股子不平之气使得他们往往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制度都很是敌视,因此被人稍一教唆就会做出很极端的事儿了。
脑子一热,指不定就怎么着。反正在他们看来,自己也没什么好失去的,再说了,国朝数百年优容养士之风更是让他们有恃无恐——连烧了董宅那等大事都不过是十来个人被革除了功名而已,他们怕什么?朝廷难道还敢对咱们这些读书种子动手不成。
所以董策若真是被他们闹这一通,怕是真就得完蛋了。
这种人,其实就是一个字儿:贱!
他们最是欺软怕硬,在明朝时候那么横,靠的什么,不就是国家优容么?但是到了清朝,人家可不管他们这一套,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这帮子骄横无比的读书人顿时屁都不敢放一个了。
像是雍正四年,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江西考官查嗣庭以《诗经》句“维民所止”命题考试,清廷诬称“维止”二字,意在取“雍正”二字之首乃大不敬,逐将查捕狱问罪。不久死狱中,戮其尸,株连亲属。同年,汪景琪任年羹尧随笔,随年西征,因文章讥讽朝廷,被判大逆罪,立即斩决,妻发黑龙江为奴。
因上述二人均系浙江人,以文字得罪朝廷,故清廷停浙江文士乡会试。
停了浙江的会试了,这是怎么个概念?
意思就是以后浙江的士子读书人们,走正途,走科举,再也当不了官儿了!
这相当于是绝了整个浙江一省士绅读书人的活路啊!
若是在明朝,怕是早就闹翻天了,但是在雍正朝呢?却是一个敢言语儿的都没有!为何?给杀怕了!最后还是李卫替浙江文士说了许多好话,方才恢复了浙江文士的乡会试。如此,可见一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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