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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论之前，就已经先说过不以利天下、利万民这个准则来判断，可是高个之人终究还是忍不住说了那番话。
最伪的伪善，也比恶更好。
因为伪善的存在意味着善战胜了恶，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个标准，所以才有伪善出现的必要。
此时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墨家学说如今传播的太广，儒学尚未在稷下学宫与五行天命阴阳之类的东西融合，不能被统治阶层接受推广，此时天下唯一的显学只有二十年来不断发展的墨家。
正因为墨家已然成为了唯一的显学，所以墨家的一些评价善恶对错的准则，已然在不经意间影响到了天下人品评政治的准则。
所以高个之人不能在索卢参面前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因为他已经受了这些学说润物无声的影响。
索卢参却恪守着之前的准则，摇头失笑道：“你之前已经说了，不以此论，我今日也不是来批判你的。只是，我想说，但凡做事，总要符合天志，你们这样不谈利与不利，终究是阻碍天下财富总和的增加的。”
这些东西早已经随着《墨经》的传播，有了定义，关于劳动创造财富的说法也已经颇为流行，尤其是富裕的经营性地主、商人、手工业者对此大为赞同。
因为只有这些道理是对的，商人、手工业者、经营性地主、作坊主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反对贵族对土地的占据和特权。
屁股决定脑袋，利益决定是否相信，而此时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正是这些大商人、大作坊主和新兴地主所乐于相信的。
高个之人在上次与人相辩吃瘪之后，就一直在思索怎么从根源上反驳墨家的道理，结合这些年的思索和见闻，当索卢参今日又提起什么天下财富总和的说法时，高个之士终于想到了反驳的说法。
于是他问道：“索卢参，现在墨家的道理，总结起来，其实无非四个字。”
“道法自然。”
“你们认为人的经验、理性、推理、总结，可以知晓自然的规律、天下的规律、兴衰的规律。只有知道了规律，法之，才能够天下大利。是这样的吧？”
索卢参觉得这话没错，点头道：“是这样的。”
高个之士大笑道：“那么，如果你们对于一些道理的推论是错的，是不是指导的规律就是错的？”
索卢参反问道：“什么规律是错的？”
高个之士道：“劳动创造财富的说法，是错的。”
“土地、稼穑、农耕，才是唯一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东西，劳动并不是。”
“财富是物，物的来源不是商业交通而是生产。所以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
“你们认为，工商都是增加了社会财富的。实际上是不对的。”
“如工，手工业不创造物质，只是变更了组合和天底下原本就有的物的形态。”
“比如说，一团泥，你可以做成陶罐。但是，天底下增加了什么物了吗？那个陶罐是泥做的，做成陶罐，这泥并没有增多。这是改变原本就有的物的形态，不能称之为增加。”
“比如说，一张风筝。这风筝不过是布帛与竹片、棉线的重新组合。你可以做成风筝，也可以用这些布帛、竹片做成筛箩。所以，这是变更了物的组合，也不能称之为增加了天下的物。”
“至于商，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什么都没有创造，只是改变了原本的地、时，你不能说天底下的物增多了。”
高个之人说到这里的时候，已然兴奋起来，觉得已经胜券在握，正该乘胜追击之时。
这是一种经济学观点，起源正是战国时代出现的“农家”，本质上也是对天地道理的一种探究，也是一种在“道法自然”的前提下重农轻商的理论基础。
这种经济学观点经过千年的发展，在后世的法国大革命之前达到了顶峰，形成了重农主义这一学派。
学派存在的基础，就是认为工商业没有让天下的“物”的总量增加，手工业本质上就是改变原本就有的物的形态、或者是变更了天下已有之物的组合。
高个之人曾说过要反驳墨家的道理，就必须要釜底抽薪，今日所说的这些，似乎正可以从根源上解决。
他既要乘胜追击，便提高了声调，看着索卢参的眼睛道：“工、商都没有让天下已有的物增加，但是唯独农耕稼穑，是让天下已有的物增加了。”
“我春天种下一粒种子，秋天可以收获百粒。”
“我春日养殖了一头牛犊，冬天牛犊长大增重。”
“可工商都不行。你做陶罐的，并不能让陶泥的数量增加，只是改变了陶泥原本的形态。一斤陶泥做成陶罐，还是一斤，并未增加。”
“所以我说，天下财富唯一可以增加的方式，就是农耕。因而，从你们所谓的天下财富总和的说法上来看，我们在秦地做的，也是正确的。”
说完之后，高个之人一脸得意之色地看着索卢参，他觉得索卢参已经无法反驳。
如果这个不能反驳，那么墨家的一些政策，就是不符合“天志”的，至少是推论错了天志。
由此，墨家的政策本身，就被墨家道义的“天志为规矩”所打败，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圈。
似乎，唯一反驳的方式，就只能从“天志为规矩”是否一定合理上来解决了。
而且这个说法，此时听起来的确是没有办法反驳的。
事实上，这种学派思潮，直到后世《国富论》和李嘉图学派兴起之后才逐渐被彻底弃用。这涉及到一些列的大部头的、哲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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