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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琅高坐金銮殿,完全按照传统的程序,跟朝鲜使臣会面,对方三跪九叩一个程序都没少,周围文臣排成两列,神情肃穆,仿佛这是多么重要的东西一样。
朝鲜使臣接着宣读贺表,用的是标准的北京官话。贺表的内容,除了肉麻的称颂周琅驱逐胡虏之外,就是表达朝鲜对大周的恭顺,通过“臣玜(朝鲜国王李玜)拜首”等字眼来表达。
洋洋洒洒几千言的贺表,称颂的肉麻话就占了八成,有称赞周琅赫赫武功的,有嘲讽满清胡虏命运的,有表达朝鲜忠诚的,挤干水分,希望得到册封,两国和睦相处的内容,就只有几百字。
此时的朝鲜刚刚经历过他们历史上的一个盛世,当然朝鲜所谓的盛世,绝不是什么武备强大之类的,他们的武备在丰臣秀吉时代就已经彻底腐朽了。盛世指的是政治较为清明,经济发展较好,仅此而已。
造成的原因是,之前的两任朝鲜国王,英祖和正祖在任时间都比较长,传统王朝时代,国王的执政时间长短对政治稳定影响很大,朝鲜英祖从1724年到1776年做了五十多年国王,正祖又从1776年做到了1800年,长达二十多年,俩人都是中年继位,连续执政长达七十多年,如此长时间的稳定,自然会带来社会相对安定,文化空前繁荣,士农工商全面发展的一个稳定时期。
所以这个历史在朝鲜历史中很重要,朝鲜人将其称作“英正时代”,甚至有朝鲜的文艺复兴时期之说。
这个时代,朝鲜人的心态开始膨胀,本就不太认同满清的朝鲜文人,开始将中国这一时期发生的地震、彗星、水旱虫灾等现象加以夸大,看成是“胡儿无百年之运”的征兆。他们期待着满清像元朝那样做不到百年而亡。
还有一个不自量力的想法,朝鲜王朝的一部分士大夫强调华夷之辨,以中华正统自居,如果满清百年而亡,那么朝鲜是不是可以取而代之?
朝鲜人开始为此做准备,在乾隆五十二年,朝鲜备边司规定“挟带杂文书及我国书册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凡系书籍,涉于左道不经、异端妖诞之说,及杂术方书,一切严防。无论译官及三使臣所属,如有潜贸之事,即其地摘发,烧火状闻。犯者置之重辟”,开始禁止中国出版的理学、音韵、诗文、经书、史集、天文、地理、政典、小说等书籍。这是朝鲜人在文化上不再依附于中国的心态表现。
可惜这个“英正时代”几乎跟乾隆时代一起开始,也一起结束。乾隆死了没几年,朝鲜正祖也死了,继位者还不如嘉庆,是一个1790年,今年才十一岁的孩子。历史上,朝鲜从此开始进入了动荡的政治时代,继位者总是幼儿,权力被权臣掌控。
就在英祖晚期,西方天主教开始传入朝鲜,因为朝鲜禁止洋人进入。天主教就以中国为跳板,通过派遣跟朝鲜人长相一致的华人进入朝鲜传教的办法,去传播天主教的思想。来到中国的朝鲜人,也有通过在中国受洗的方式入教。比如朝鲜使者李承薰在北京天主教南堂领洗为天主教徒,教名伯多禄(彼得)。
大量中国传教士进入朝鲜,导致朝鲜政权的警觉。1791年,中国传教士周文谟潜入朝鲜开始传教,入教信徒有两班显贵,也有卑贱的士卒。朝鲜政府将天主教视为邪教,不断逮捕处决教徒。
为了搜捕中国传教士,对朝鲜信徒进行逮捕、拷打。为了保护朝鲜教徒的安全,周文谟向朝鲜政府自首,于1801年4月19日在汉城被杀。
史称“辛酉邪狱”。
这些情况周琅刚刚了解到,如果他想找麻烦,可以以杀害中国国民的理由,兴兵问罪。
事实上,西方宗教的传入,确实给传统东方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日本、中国、朝鲜都先后有类似的政治打压行动,康熙在中国全面禁止耶稣会传教;日本战国时代结束之后,看到本国天主教势力竟然派船去欧洲寻求援助,结束战国时代的丰臣秀吉开始禁教,之后天主教在日本发动了叛乱,被幕府血腥镇压之后,不但全面禁止天主教,还断绝了跟葡萄牙、西班牙的贸易交流,西方国家中只有不传教的荷兰允许继续跟日本贸易;越南的天主教传播也很厉害,阮氏王朝能够击败西山王朝,就是在法国传教士的帮助下成功的。
之所以中国、朝鲜、日本都禁止天主教传播,主要是担心百姓跟外部势力勾结,朝鲜给教徒扣的帽子是,“无君灭伦”、“招寇卖国”,日本也差不多。
越南因为战乱,跟之前日本天主教在战国时代能发展出几十万上百万人一样,也传播的很广泛,而且政府无力阻止。后来阮氏一统越南之后,也开始效仿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禁止天主教传播。